诗歌·顾炎武诗《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

诗歌·顾炎武诗《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

昨接尺素书，言近在吴兴。洗耳苕水滨，叩舷歌《采菱》。何图志不遂，策蹇还就征。辛苦路三千，裹粮复赢幐。夜驱燕市月，晓踏卢沟冰。京洛多文人，一贯同淄渑。分题赋淫丽，角句争飞腾。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傥及雨露濡，相将上诸陵。定有南冠思，悲哉不可胜! 转盼复秋风，当随张季鹰。归咏《白华》诗，膳羞与晨增。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 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采用软硬兼施的统治术来控制知识分子，一方面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如康熙二年的庄廷鑨《明史》案，就处死七十余人，株连近七百家，妄图以此来征服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广开科举，以官禄利诱知识分子入彀，加以羁縻，瓦解知识分子的反抗意志。康熙十七年，特开设博学鸿词科，向各地征举名儒。十八年举试于北京，应试者达一百四十三人。当时许多遗民也改变初衷应征至京，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局面。作者也在被征之列，但他严加拒绝。不过他的弟子潘耒还是参加了考试。耒字次耕，号稼堂，晚号止止居士，江苏吴江人。其兄潘柽章罹庄氏《明史》案之祸，举家戍边。耒初师戴笠，继则徐枋，最后从顾炎武游。潘耒被征后，初以母亲年迈固辞，不允，敦迫而行，不得已应试，中式，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耒又以母亲无养为由再三推辞，复不允，乃受职。此诗作于康熙十八年，时耒已应试在京，故题称“被荐燕中”。在诗中，作者对潘耒未能坚辞不出深表遗憾，同时希望他能学晋时张翰及时辞归。最后作者还表白了自己宁可自杀绝不从命的决心。

全诗在内容上可分三个层次。由“昨接尺素书”以“角句争飞腾”为第一层。由“关西有二士”到“膳羞与晨增”为第二层。由“嗟我性难驯”到最后为第三层。

第一层交代了潘耒先辞后从的矛盾行为，并加以责备。首四句以书信语气追叙潘耒以前曾表示过的拒绝征召的心愿。不久前他曾写信给作者表示，要隐居吴兴，像古代高士许由一样洗耳颍滨，不与统治者合作。为了表达自己辞征之志，耒还曾作《梦游草写怀》十首，有句云：“遮断白云三十里，莫教空谷有鸣驺。”但是而今却食言北上，所以作者不能不加以责备： 你为什么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却要骑着那匹跛腿驴子上京应征呢? 当然潘耒未必真的策蹇驴北上，诗人不过是通过蹇驴这个意象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而已。这二句在章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四句也就顺势极言行程的遥远坎坷。与上句一样，作者对行程的描写，其用意也不在字面之上，而是要借行程艰险的描写来象征潘耒为应征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巨。写罢行程，接下四句也就很自然地写京城的鸿博试。作者对它进行了嘲讽和揶揄。京城虽然文人汇集，但大多是华而不实之辈，正像作者在《日知录》中所指斥的那样： 京洛之内“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 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这情形犹如难以辨别的淄水和渑水一样，古今一以贯之，没有多少区别。接着作者又直接抨击以文辞取士的考试。这次鸿博试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真可谓“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法言》)。当年宋代黄庭坚就曾指出过“宋朝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见《日知录》引)。作者认为这样的科试是没有价值的。一方面极言潘耒所付代价之大，一方面又极言潘耒之付出极高代价的科试毫无价值，经过这两方面的对比，也就非常突出地呈现了价值的失落，强调了潘耒应征得不偿失。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在第二层进一步引用正面宁死不从征的人物作为榜样来影响潘耒。这层前四句，作者以关西地区王弘撰、李因笃能够听从友朋的劝告，考虑到舆论的影响，当然更主要是能够坚持自己的民族信念和气节，拒不应征为例，向潘耒提出了一个正面的人生价值榜样。接下去四句，作者又转而站在潘耒的立场上来考虑京城仕宦生涯。《周礼》有言：“雨露即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今潘耒生活在清王朝的虎口，每当与友朋登上燕地的汉家陵墓，难道会感到良心的安然吗? 难道对自己的虎口生涯不感到惊恐吗? 事实上你一定会深感自己像当年楚囚钟仪一样被拘留，没有人身自由，这是多么的可悲啊! 通过这段将心比心的启导，作者又转而再从正面进行规劝： 晋时的张翰，曾被齐王冏辟为东曹掾，后知天下将乱，因秋风起，思吴中莼鲈，于是飘然东归。如今你潘耒与张翰的情形非常相似，就应该学他也及早脱身归来。更何况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待养，就更应该像《诗经》中《白华》诗所咏叹的孝子一样，尽到自己的孝心，让老母能安度晚年。规劝的情感是那样诚挚，言词又是那样地恳切在理，既能感人，又能服人。

最后一层，作者表明了自己作为师长的立场和态度，以自己的行为来感化对方。作者表示自己虽已年迈，但本性难改，而且越老越是刚直难驯。虽然自己的行踪如天上的孤鸿一般飘忽，不知东西南北，但心里一直谨防着清王朝陷害的冷箭，决不会让他们强召入京。清王朝的官僚虽然企图荐举，但若强迫，宁愿像晋时的顾彦先一样，以刀与绳结束自己的生命。早在康熙十年，即有熊赐履表示希望作者能出山修《明史》，作者当即表示，若果真要他出山，不是像介之推那样出逃，就是像屈原那样自沉(见《蒋山庸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康熙十七年，朝中同乡叶方霭、苏州韩菼又要荐举，作者志不可屈，只得作罢。十八年叶方霭任《明史》总载，又要招请作者入史局，作者又以死相拒，并潜踪乡村寺院。这两次征举，皆经其甥徐乾学兄弟的调停才免了。由此可见顾炎武晚节的坚贞。他自始至终，言行如一，这就使他的诗歌显得格外真切感人。

由于这首诗是写给自己学生的，而对方之应荐又是被迫，并非求荣干禄，所以全诗采用了恳切婉转的语调，语言朴实，词意真切宽厚，体现了一个长者对晚辈的真诚关怀。全诗的整个表达过程既自然成章，又独具匠心。作者不断变换角度和立足点，在不同层次上展开诗意，纡徐不迫，全面周到。或追记对方的承诺，以愧其心;或分析其行为得失，以明其理;或示之以正面榜样，以正其道;或设身处地探其苦衷，以动其情;或以长者的期盼，以晓其义;或以家母的赡养，以申其责。最后又以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进行身教。总之，在这首不很长的诗中，作者调动了责、讽、示、戒、劝、感、诲等多种手法来展开诗思。由于诗句简练生动，章法自然从容，所以手法和角度虽多却并不枝蔓冗沓、散漫杂乱，各种手法和角度都能发生特有的作用。这些作用结合起来，便合成一种使人无法抗衡的理性和情感的力量。这首诗是一首非常成功的佳构，可以成为寄赠讽劝类型的典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