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正公遗书

        诗文集。十四卷。清汤斌撰。刊成于康熙年间。
        汤斌,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河南睢阳人。顺治八年进士,曾任江苏巡抚、《明史》总裁、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等职。师学孙夏峰,归建绘川书院,学兼朱王,为康熙时理学名臣。著有《洛学编》、《睢州志》等,诗文汇为《汤文正公遗书》。
        该集前有康熙二十九年阎兴邦序及毛奇龄、彭定求、宋荦序,宸章与传,王廷灿序说。卷一语录,卷二奏疏,卷三序文,卷四碑记,卷五书牍,卷六赋颂论辨,卷七传、墓志、行述志状,卷八杂文,卷九、十公移,卷十一告谕,卷十二诗词,卷十三年谱,卷十四挽诗、行略、志铭等。
        集中一些篇章谈到治学的归旨和方法。在《陆稼书书》中认程、朱为正宗,以为想求得孔孟之道,就须借助于程朱这一港潢。但又对当时学者因崇程、朱而竭力诋毁阳明的作法不满,以为阳明当年诋朱熹属阳明之错,但当今学者的功业文章还不及阳明之万一,只知道效法他的诋毁本领,显然是不足取的,并要求那些想学程朱的人“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在穷理、居敬、合礼等方面下功夫才对。在《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中在探讨了学术源流后,指出,儒术的沦丧,是因为“虚无寂天之说”的兴盛,及注重“声律骈丽”的学风,只有待到宋代濂、洛、关、闽诸大儒的出现,才重新使天下人知道“知性不外乎仁、义、礼、智”。《嵩阳书院记》中将功利、词章、举业、技艺等看作是“陷溺人心”的东西,又批评一些理学家“滞事物以为穷理”,从而沉溺于表象,既“支离”又“无本”,另一方面像心学那样“离事物而言致知”,也过于虚空,以致迷失方向。
        撰者在集中强调“仁”,以为“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 (《嵩阳书院记》)而求仁,就须“志道而遗利,重内而轻外,以圣贤大道为必当由,异端邪径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穷理。”(《答刘叔续书》)故特别讲究“雅素之守”,也就是亲君子而远小人,凡是声色、货利等的欲望,土木兴作之烦,奇技淫巧之物,都置于耳目之外,并不去想它,“志不淫,行不污”。因为“本性自有明觉”,“本性自有正见”,“本性自有光辉”,甚至与自作聪明、固执己见、逞能显荣都无关系(《答耿逸庵书》)。谈到修身养性,撰者以为也就是格物致知。对历来讨论的这一概念,以为“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后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诚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上孙征君先生书》),也就是修身为本,然后才能达到有益于家国天下之末。人在达到“一身内浑是天理”时,便“见人性皆善”。
        另一些篇章则阐发撰者的“渐悟”思想,以为“悟未有不顿者,但必学问真积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者,是顿因于渐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实用功,一旦憬然醒悟,浑身汗下,透出本来面目。”(《语录》)而学习圣贤之道,首先是学其经术,以为国家的治化就在于“正人心”,而又取决于“崇经术”,“离经术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同时又强调“力行”,先是将六经四书体验于心,然后躬行而有所得。又说“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趋,无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语录》)躬行虽然很难,但只要一寸一寸积累下去,就会越觉其乐,最终有所收获。在《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蒿山书院记》等多篇文章中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的一些情况,颇具史料价值。奏疏部分,为撰者抚江南二年中的请蠲、请赈疏,言人所不敢言,表现了一片忠爱之诚。告谕部分,载入各种禁奢侈、严赌博、反淫祠等公告。诗词部分,诸诗体气神似少陵,词则仿古乐府,朴质真至。
        该集前王廷灿序目中谈到该书是由其搜辑遗文,益以前所谋刻《全集》未备者以成,据树德堂藏版刊行。汤氏著作甚多,清道光七年(1827年)《汤文正公遗书》与清同治九年(1870年)两种刊本皆为独撰类丛书,收入其文集、《拟明史稿》、《洛学编》等。又有《四库全书》所收《汤子遗书》十卷附录一卷,《正谊堂全书》与《丛书集成初编》又收有一种二卷本《汤潜庵先生集》,等等。各种版本均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