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清照文《金石录后序》

散文·李清照文《金石录后序》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 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寝觉有味，不能自己。 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清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 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 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陸，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入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 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欤? 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 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 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据雅雨堂本《金石录》)

《后序》共约二千言，文字不长，内容极富赡。浦江清云：“……清照为宋代有名之女词人，其夫《金石录》一书亦为宋代学术界之名著。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景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后序》感情充沛，文字流畅通俗，其中的故实，一般读者借助注释大致能够读懂。如果将它作为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合传读”，对于史乘阙佚的赵、李行实无疑会有所收益。从散文的写作看，前人对该序的评价也很高，比如：“阅赵明诚《金石录》，其首有李易安《后序》一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畦町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越缦堂读书记》卷九)。再比如：“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后序》，顿令精神开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大奇，大奇。”(《清河书画舫》申集引《才妇录》)这类说法，特别是后者提出的问题值得深究。不很熟悉李清照身世的读者还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漱玉词》中所表现的伉俪之情主要是离愁、相思、凄切，女主人公所忧虑的是“人比黄花瘦”(见《醉花阴》)和“念武陵人远”(见《凤凰台上忆吹箫》)，即担心相思和失俪最终会把自己毁掉。而在《后序》中，她却以泼墨重彩描述生活的乐趣：“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夫妻生活的片断很多，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呢?答案是这与此序的写作背景有关。原来撰此序时，正是赵明诚逝世五周年祭。两年前，她曾改嫁张汝舟，因遇人不淑，很快离异，她为此吃尽了苦头，自然倍加怀念已故前夫，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他俩的这种美好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共同志趣的基础之上，从选材上看，也有必要把两人的生活情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对赵明诚和李清照来说，这种情趣不是追求享乐，也不是玩物丧志，恰恰相反，他们所酷爱的金石书画大都价值连城，即使“贵家子弟”也难以购置。他们只得靠节俭，甚至靠典当衣物换取。她“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又说：“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因为购置不易，更因为载入《金石录》的文物，在他们看来“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书之失”，故“爱惜如护头目”，作者牢记丈夫的嘱托，对于珍本书册宗器抱定“与身俱存亡”的决心。然而就是这些被视为像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在逃亡中几乎丧失殆尽。最令人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这件事非同小可，它不仅道出了作者的不幸遭遇，更体现了人情浇薄、世风日下的时代悲剧。又因此事就发生在写作《后序》的三年之前，作者记忆犹新，文章也给人以历历在目的真实感。据载，张居正执政时，部吏中有一人姓钟，操浙东口音，张问之曰： 你是会稽人吗?答曰： 是的。张居正遂变了脸色，怒气久久不消。这个部吏解释说： 我是新近从湖广一带迁到会稽的。即使这样，张居正还是把他开除了。《玉茗琐谈》诠释此事说： 张居正之所以黜退钟姓部吏，是因为他与盗窃讹诈李清照卧榻之下文物的钟复皓同乡、同姓的缘故。时人不明白张居正的用意，以为他对部下很粗暴。这一记载一般不为人注意，但它不仅生动地说明张居正秉性刚直，疾恶如仇，更说明《后序》的艺术感染力及其深远影响。一篇文章，时隔四、五百年，其中的细节能使一个大政治家为之动容，不是一般的事情，也不是一般的手笔。

在《后序》之中，每每可以读到这样一些具有一定哲学意味或者充满感情的话，如形容其收藏说是“得之艰而失之易”;追悼故夫说是“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等等。对这类话回味之余，在读者的心目中很自然地会把文物之得失，与作者身世之悲欢联系起来;把一个家庭的荣衰与国祚时运联系起来，这就形成了本文的另一个特点——寓褒贬于平叙记事之中。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详叙家藏文物的聚散过程(如上文所云);二是追忆皇帝的逃跑经过。在这种追忆中始终未曾出现带有贬义的字眼儿，只是平心记录移跸路线和自己追赶皇舟皇驾扑空的过程，不加褒贬而褒贬自在其中，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亡国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当时皇帝的行幸所在，无疑是极为重大的事件，作者自身的被诬通敌，即所谓被“密论列”为“玉壶颁金”，也不是小事。对这些重大事件一一写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这就不单单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胸中自有“丘壑”了。也就是所谓：“有此文才，有此智识，亦闺阁之杰也。”(《古今文致》卷三)惟其如此，《后序》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令人百读不厌。

为丈夫的著作写序文，亘古罕见，在当时更为新鲜，何况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学习欧阳修的《集古录》，而又“考据精审，远出《集古录》之上”(《越缦堂读书记》)的重要学术考古著作。这种著作的序跋很容易枯燥乏味，而《后序》即使缕述签题、校勘过程的文字“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等，亦堪称生动活泼、趣味横溢。作者文笔之奇，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后序》还突破了一般序跋的写法而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特别是人物的对话，可谓栩栩如生：“……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正是因为给亲人的著作作序，涉及的人事十分熟悉，所以作者娓娓写来，使文章感人至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以上谈的都是《后序》的长处，无可讳言，它多少也有不足之处，如涉及地名和用典过多，纪时紊乱不确等等，加之传抄笔误，为后世研究者带来了不少麻烦，特别是所谓“玉壶颁金”之所以成为悬案，当与“颁金”两字的前后文交代得不很晓畅有关。再如“分香卖屦”之典，在此应作何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