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古诗十九首·选十二首《明月何皎皎》
诗歌·古诗十九首·选十二首《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据胡刻《文选》本)
历代文史学家，都给予《古诗十九首》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一字千金”、“五言之冠冕”，或更推之为“风余诗母”，视作《诗经》以后影响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早期的诗歌，载录在《诗经》里的，虽然以四言为主，但也有一、二、三、五、六、七字的句子，始终没有一定的型式，《古诗十九首》却一律以五言为句，成为我国诗史上最早有定型的诗体。它标志着五言诗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成熟的阶段，同时也显示了民间歌谣和文人诗篇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萧统编纂的《文选》，本来只是该书汇录多篇诗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很早就脱离母体而独立，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而《古诗十九首》也就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称一组“十九首”的五言古诗。
《古诗十九首》，无疑是汉代的“古诗”。现存的汉代诗歌，“古诗”和“乐府”往往很难加以划分，就以《古诗十九首》为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把其中的《驱车上东门》和《冉冉孤生竹》列入“杂曲歌辞”;朱乾的《乐府正义》更干脆地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
《古诗十九首》大抵是萧统以许多同一性质的汉代“古诗”甄选汇录而成，视为当时五言诗的代表作;而“十九”一辞，或源于《庄子》，或承自汉代，则不可稽考。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众说纷纭。梁朝的萧统已经弄不清《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故著录在《文选》里，仅称为“古诗”，归入“杂诗说”。同样，钟嵘的《诗品》说它“人代冥灭”，但却表示：“《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刘勰的《文心雕龙》以为《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傅毅之手，其余或疑枚乘所作。稍后于萧统的徐陵《玉台新咏》，把《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统归枚乘所作。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推想《十九首》中有枚乘、张衡、蔡邕的作品。清朝吴淇《选诗定论》认为《西北有高楼》、《冉冉独生竹》、《青青河畔草》分别是枚乘、傅毅、蔡邕所作。其余讨论《十九首》作者问题的大不乏人，但他们说来说去，总离不了枚、傅、张、蔡、曹、王诸人，同时也没有拿出确实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所以，近代学者大都同意沈德潜《古诗源》的意见：“《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从《十九首》的统一风格来看，它们很可能产生在同一时代，由文人创制或更定民歌而成，作者则不可考。
五言体的歌谣，在西汉末年已经流行民间。民间的文学常被视作“俗”文学，不是“雅”的文学;一般文士，大都不屑一顾，就造成了“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文心雕龙·明诗》)的现象。到了东汉，流行民间的五言歌谣逐渐“雅化”，文人随之尝试创作。“质木无文”的《咏史》正是显示了文人创作五言诗的初型。相信当时作五言诗的文人，不只班固而已。初期作品鲜有出色，就没有留存。
班固以后，文人创作五言诗日渐增加，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繁钦的《定情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都是完整的五言诗。到了《古诗十九首》一类诗歌的出现时，五言诗就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假如我们承认《十九首》是文人的作品，或是文人更定民间歌谣的作品，根据文体演讲的过程来看，它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再从时代背景和它的内容来研究，更可证明《十九首》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各自成篇，每篇各有主题，但合起来看，却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它的内容反映出同一时代的诗人共有的思想和情感，也可说刻画出时代共有的心态。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他的见解是对的。可惜历代不少笺注家多以君臣关系、讽谕美刺、比兴寄托来解说《十九首》，陷入穿凿附会、繁琐援引、芜杂寡要的毛病。
从五言诗的演讲过程来看，《十九首》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而诗的内容也配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东汉后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朝廷中有外戚、宦官、党锢之祸，地方有黄巾、黑山起义，加上州郡割据、徭役苛捐、饥馑瘟疫，造成了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家园破碎的普遍现象。因此，《十九首》就充满了细诉生离死别的痛苦：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行行重行行》)
“同心而离居，
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上言长相思，
下言久离别。”(《孟冬寒气至》)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尤其是男女相思的情爱，在乱离中尽量迸发出来，而《十九首》写得力透纸背：
“攀条折其荣，
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
路远莫致之。”(《庭中有奇树》)
“置书怀袖中，
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
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
“著以长相思，
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
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在痛苦、哀愁的生活里，特别容易感觉时物的迁移、人生的短促。《十九首》多处刻画出时人这种心态：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
“浩浩阴阳移，
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
政治不安，仕途维艰，士子设法钻营以求官禄;只有少数获得倖进，多数失意潦倒。为了个人利益，知识分子也会牺牲良朋益友，但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乱世的友情浇薄，《十九首》表露无遗：
“昔我同门友，
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仕途失意，理想和希望遭受现实环境的打击，个人的信仰和人生观也跟着改变了。有些人产生颓废思想，只设法寻求片刻的快慰和欢愉，于是纵情享乐：
“斗酒相娱乐，
聊厚不为薄。
极宴娱心意，
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
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但有些人却不顾道德礼教，乘机窃时据位，争权夺利：
“何不策高足，
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
坎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有些人深信道家的服药，修炼成仙，但求心灵解脱，结果是空余遗憾：
“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
“仙人王子乔，
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
有些人认为生命短促，只有名垂千古，才不枉度一生，因而追求个人的名誉：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
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有些人厌恶世情，在失望、彷徨、苦闷之中吐出逃避现实的呼声：
“愿为双鸿鹄，
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
“思有双飞燕，
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总括来说，《十九首》不论正面提出，还是托物寄意，都明显地绘写当日社会的状况——生离死别、男女怨思、友情浇薄、乘时窃位，刻画时人的心态——慨叹人生短促、纵情及时行乐、祈望服食成仙、追求传世荣名、逃避现实社会。陈祚明《采菽堂诗话》说：“《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 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 ……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这说明了《十九首》所以能够深刻地、广泛地感动读者，是由于它能够真实地、确切地写出一个时代人们共有的情感!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具有时代性、真实性，写出人人“同有之情”，故能感染动人;它的写作技巧更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替后来的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十九首》是一组抒情诗，用最经济的文字写出来。有委婉含蓄而余味无穷。历代文学家称赞《十九首》的言论很多，读者可随意检阅参考。我们试从语文运用和修辞技巧方面来说明艺术特色。例如以具体表达抽象。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画离愁、别恨、哀伤、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连串的形容词也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十九首》却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例如：
“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涉江采芙蓉，
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
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
“出户独彷徨，
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
泪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
从身体的消瘦(“衣带日已缓”)、容颜的衰老(“岁月忽已晚”)和实际的行动(“采芙蓉”、“引领”、“徙倚”、“垂泪”、“出户”、“入房”、“泪沾衣”)来显示久别愁思的痛苦。又如：
回顾何茫茫，
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
由看见的景物烘托出内心的悲伤。又如善于运用比兴。比兴是写作诗文常用的修辞手法。比，可以加深文意;兴，可以掀起联想，同样增广原文的涵义，撇除了穿凿附会的解说。《十九首》的比、兴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例如：“胡马依北风，飞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李善的《文选》注引用了《韩诗外传》：“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胡马、飞鸟皆不忘本，人更应当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同时，“北”、“南”相对，加强了下文“各在天一涯”的观念。又如：“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斗都是星名。《诗经·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又：“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以比喻有名无实的友谊。所以，虽然是“昔我同门友”，现在却“弃我如遗迹”。证明“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又如：“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冉冉孤生竹》)用柔弱、孤单、生长在泰山山坳的竹兴起下文顾影自怜、闺中寂寞的新婚少妇——“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婚前依靠父母，像孤竹托根于泰山;婚后丈夫远宦不归，伤痛别离。蕙兰至秋凋谢，比喻青春不长，红颜易老。又如描写简练生动。《十九首》不论抒情或写景，大都着墨不多而含义丰富。钟嵘称它“一字千金”(《诗品》)，揭示其简练处;孙櫎说它“宏壮、婉细、和平、险急，各极其致”(《文选论注》)，道出其生动处。例如：
“洛中何郁郁!
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
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
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
浮雕出一幅当日京城的繁华、热闹景象：冠带往来，衢巷纵横，华宅众多，宫阙壮丽。还有《十九首》造句精审，写来自然朴雅，绝无斧凿雕饰痕迹;只用极简练的文字表达含义渺邈的情感和景象。陆时雍《古诗镜》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长情”可说是诗的内容丰富;“浅貌”、“短语”可说是诗的文字精简。《十九首》的文字，外貌看似平淡，但经过仔细咀嚼，就知道这些好像陈年醇酒，其味无穷。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十九首》“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以“不迫之词”，表达“独至之意”，可见造句遣辞之妙。例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行行重行行》)简单的文字，平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觉得写作技巧不平凡。首句“行”字重复四次，一般诗作视为毛病，这里却是特点。“行”表示走路、旅游。“行行”暗示路途漫长，“行行”、“行行”更表示路途漫长而遥远，有走不尽的意思。走不尽的遥远道路，仅是从空间上说，加一“重”字，又从时间上说。一句中只是由一个动词(行)和一个副词(重)组成，就能表达复杂的意思，真是貌浅而意深了。次句“生别离”则通过典故的暗示把丰富的内涵纳入最简约的语言里。《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生而分离，人之所悲，但环境所迫，又不能不分离;无可奈何，只有“行行重行行”，直至不得不分离。此情此景，两句描写殆尽!
此外，《古诗十九首》文字音节自然。不管是文人创作，还是文人改定民间歌谣的作品，无疑地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语言特色，呈现出一种生动、流畅、自然的风格。谢榛《四溟诗话》说：“《古诗十九首》，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胡应麟《诗薮》说：“《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几位诗论家都认为“自然”是《十九首》的语言特色。“自然”就是如陈绎曾《诗谱》所说的“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像春日开放的蓓蕾，不是人制造的花朵，处处流露出自然可爱的气息。
自然的语言，给予人们亲切、明朗、纯朴的感觉。例如：
“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
故人心尚尔。
文采双鸳鸯，
裁为合欢被。”(《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
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
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从诗的音节来说，四言诗以两字为一个音步，一句有两个音步。五言诗也有两个音步，上一个音步是两个字，下一个音步是三个字;一句之中由字数不同的两个音步组成，比定型呆板的四言诗优美得多。真是亘古通今、永垂不朽的杰作!
古今学者评论《十九首》的很多，不胜枚举，现以时代先后为序，撷选其中较重要的供读者参考。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钟嵘《诗品》：“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
胡应麟《诗薮》：“诗之难，其《十九首》乎! 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顾炎武《日知录》曰：“诗用叠字最难。《卫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王国维《人间词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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