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文《读《司马法》》

皮日休文《读《司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

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

蚩蚩之类，不敢惜死者，上惧乎刑，次贪乎赏。民之于君，由子也。何异乎父欲杀其子，先绐以威，后啗以利哉?

孟子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使后之士于民有是者，虽不得土，吾以为犹土焉。

(据四部丛刊本《皮子文薮》)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末的皮日休是唯一参加了农民大起义的诗人。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而又中过进士的人，主动投身农民革命，决不是偶然的事件，这就是皮日休思想中的儒家思想的民主性部分。在严酷的现实推动下，这种思想急遽发展、升华，由为民请命变成为民争命的实际行动，参加黄巢起义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读〈司马法〉》一文就留下了这一民主思想的光辉。《读〈司马法〉》是一篇古兵法的读后感，篇幅极短。作者有感则书，写来不拘章法。皮日休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猛烈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惜民命以战争为自己争夺权位的罪恶，进而否定兵法，反对一切战争。全文五个小节，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二节为第一层，指出今之统治者取天下以民命。文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对比手法指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同样是取天下，但“古”与“今”、“民心”与“民命”对比鲜明而强烈，开篇就表明作者的爱憎倾向。第二节紧承上文，以历史上唐、虞与汉、魏作对比证明这一论点。作者说“汉、魏尚权”，实际上历代统治者无不崇尚权力，用“汉、魏”当是泛指。从下文“士”、“诸侯”、“天子”等词，可知作者所指包括先秦和后世。这些夺天下的开国之君，“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发动战争，牺牲千千万万，夺得天下。作者用古今对比颂古非今的手法，意在批判现实，古只是作为陪衬。皮日休的愤慨是有意而发的。身处藩镇割据、战乱不息的晚唐时代，作者看到国家的动乱、人民的苦难，不由得对那些争权夺利的军阀无比憎恨。读《司马法》是一次触发，唤起了作者对“取天下以民命”的“今”的统治者的仇恨，因而本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第三节为第二层，指出兵法不仁。既有战争，就有战争经验的总结，兵法就随之产生了。皮日休由痛恨统治者以战争杀人夺权转而迁怒于兵法，所以说：“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兵法是指导作战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和仁与不仁的区分，兵法却无仁或不仁的性质。皮日休否定一切兵法，应该说，态度是偏激或片面的。当然，我们也理解他对统治者以战争夺权的憎恶之深。

末两节为第三层，认为驱民而战者有大罪，愿后世为政者皆有仁心。皮日休指出，普通士卒在战场上为什么“不敢惜死”，因为统治者以威刑和利赏驱民作战，君“先绐以威，后啗以利”，威逼利诱并用，民既“惧乎刑”，又“贪乎赏”，因而一批批走向死地。作者认为这无异于父杀其子，残忍已极。因此，作者引孟子的话指责善战者有“大罪”。皮日休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反对一切战争。他在文章最后说：“使后之士于民有是者，虽不得土，吾以为犹土焉。”表明他希望后世为政者都有孟子那样爱民反战，就一定会得民心，也就等于得到了天下。这一结尾与开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相呼应。“得土”用的是晋公子重耳出亡得土即得天下的典故，而不是得到“土地”。

应该看到，皮日休的这篇短文在思想内容上是有偏颇的。他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抨击历代统治者牺牲民命夺取权位的罪行，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而从同一思想出发笼统地否定一切兵法、反对一切战争的观点那是片面的。还应该强调的是，皮日休的思想并非孟子思想的简单重复，它有鲜明的针对性、现实性。鲁迅先生曾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说皮日休等人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一评价是十分确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