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著者刘勰,成书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手写本,宋代辛处士曾为此书作注,注本已佚。元朝开始有刻本,现存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禾本及元至正嘉兴郡学本。明代刻本有20余种,杨慎曾用五色墨批点,梅庆生音注,后又增曹学佺的评,这是现存最古的注释本。清代刻本更多。乾隆年间,黄叔琳校订本文并注、评,成 《文心雕龙辑注》,后又增纪昀的分篇点评,影响较大。本世纪以来,流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陆侃如、牟世金的 《文心雕龙译注》等。
刘勰 (约465-522),字彦和,南宋东莞郡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出身庶族。曾叔祖父刘穆之因军功官至将军、国公,叔父刘秀之官至刺史,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刘勰成年时,父母先后亡故,生活困顿。487年前后,随僧佑(俗姓俞)到南京定林寺整理佛经。约于501年前后写成《文心雕龙》。书成后受到尚书令沈约的赏识,刘勰被荐举为“奉朝请”(荣誉职称),后以“奉朝请”的身份兼任临川王萧宏的记室。5年后迁任车骑仓曹参军。511年受命出任太末(今浙江衢县)令。513年回京任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继迁步兵校尉。519年奉诏回定林寺抄经,编成 《众经要妙》。经成请求出家,曾皤发明志,敕许之。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著作除《文心雕龙》外,今仅存论述佛教教义的《灭惑论》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文。
《文心雕龙》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写成,共50篇,约3.7万字,分为上、下两卷。刘勰又细分为四部分并标以名称。
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论述文学原理。共5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天地之外存在“道”。“道”既指造化天地的混沌元气,又泛指儒家的思想原则。一切文(包括天地山川广义的文)都源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道”经过圣人显示成文,圣人借文明 “道”,人们只有通过圣人的经书才能了解“道”,所以刘勰提出宗经,即以经书为典范。而“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要求文章在内容上感情深厚,道理正确,格调纯正。在形式上引事真实,结构严谨,文辞华美。刘勰宣扬 “六义”,目的是纠正南朝时轻浮、华丽的文风。《宗经》篇后有 《正纬》篇。“纬”指汉代用迷信观点解说五经的书,“正”是纠正。刘勰“按经验纬”,指出“其伪有四”。同时又认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应该“宗乎经,酌乎纬”,即剔除纬书中谲诡荒诞之说,采撷其中丰富的文采。在 《辨骚》篇里,刘勰比较了 《楚辞》与经书主要是《诗经》的异同。他认为《楚辞》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这些都与经书相同。但是《楚辞》又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却是违背了经书的原则。但是在总体上他又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因而将 《辨骚》与《宗经》并列纳入“文之枢纽”内,主张 “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里揭示了文学及一切审美创造中奇与贞(真),华与实的辩证规律,作为一种文学原则,对于后代发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部分是“论文叙笔”,共20篇,论述了35种文体。当时人们把韵文称作“文”,包括诗、赋、铭、诔等;不押韵的文章称作“笔”,包括传记、论说、章表、奏启等。在论述每种文体时,刘勰又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文体的名称解释文体特点; 二是回顾文体的起源与演变;三是评论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四是说明文体的写作方法。例如《诠赋》篇论赋,先说赋的名称与《诗经》的“赋”法有联系,所以赋体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又说赋的发展受到屈原的《离骚》的影响,即“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接着,评论了战国时代直到晋代著名的赋家作品,如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虽然是寥寥数语,却抓住了作品的审美特征。最后总结写作赋体在内容上要明达典雅,文辞上要巧妙艳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论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质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因为每一篇文体论,都结合具体作品,按其产生先后说明该文体的发展情况;这样,20篇文体论,可以看作是20篇分体的文学史,勾勒了从上古到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概貌。
第三部分是“割情析采”,是创作论,共19篇。这部分内容丰富,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情采》篇中,刘勰阐明了文学中质与文的辩证关系。质与文相当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刘勰认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具体说就是“情理为文,秀气成采”。用文质术语说即“文附质”、“质待文”,因而好的文章应该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得到完美统一。为此刘勰批评了“为文而造情”的创作倾向,提倡要“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文质彬彬的最高境界就是 “风骨”美。在 《风骨》篇里,刘勰认为文章“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指文章中高昂骏爽的志气,志气即思想感情。“骨”指文章端庄正直的文辞,典雅而不艳丽。“风骨”合在一起,指一种生机勃勃的文章美。具体地说,就是情感奔放,格调刚健;词语典雅、朴实、精警、顿挫。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刘勰论述的“文心”相当一部分指的是诗心,他提倡 “宗经”,《诗经》是其中之一。根据经书总结的“六义”,也可以说是诗的原则。《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系。《物色》篇论述了诗情与自然与景物的关系。《比兴》、《夸饰》、《丽辞》、《隐秀》、《声律》诸篇分析了诗(赋)的各种表现方法。在当时,诗、赋是文学的典范形式,因而在这些论诗的篇章里最能表现刘勰的文学思想。刘勰认为,诗起源于人的天性: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实际上是人的情感能力。情感能力要能成为诗,关键在于 “应物斯感”。这体现在诗的意象创造中,如以山水诗为例,就是一方面要“随物以宛转”,真实地再现景物的形貌、色彩、生气、音响; 一方面又要“与心而徘徊”,在景物的再现中,浸润着诗人独特的体验。而且好诗要具备 “物色尽而情有余”,“余味曲包”的特色,就是说一首成功的诗,其意象不仅形象鲜明、情思新颖,还要有余味,有魅力,能给读者提供再创造的空间。在《比兴》篇中,刘勰论述了诗歌意象的表现方法问题。刘勰认为 “比”是比附,即 “切类以指事”; “兴”是起兴,即 “依微以拟议”。具体到 “比”,又分为两种,一是比义,以物象比拟意义;一是比类,以物象形容物象。“兴”也是一种比,但是 “比显而兴隐”,婉转曲折,“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包含讽喻社会的含义。通过“比兴”创造的意象,既 “拟容”,即再现客观的景象,又 “取心”,即抒发出诗人独特的感受。在 《夸饰》篇中,刘勰总结了汉赋的创作教训,探讨了诗赋如何运用夸饰。他认为夸饰与诡滥不同,应该“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对于诗(赋)的丽辞对偶及声律协调,刘勰也有一些中肯的意见。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还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熔栽》篇提出文章要熔意。熔意有三准: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这三准强调了设情、酌事、撮辞对于熔炼文意的重要作用。在《附会》篇里谈到了文章应有合理的结构,其要点在于 “总纲领”、“统首尾”。《通变》篇论述了文章既要遵循常规,又要善于变化。此外还论述了裁剪浮辞、巧用典故、繁略得当等问题。
《文心雕龙》还论述了文学风格、形象思维等文艺美学的重大问题。《体性》篇中的“体”,指文章的体貌,即风格。“性”指作家的个性,隐微的个性体现在作品里就是风格。作家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作品的风格也是千姿百态的。作家的个性可以从才、气、学、习四个方面考察。才是才能,气是气质,学是学识,习是习染,即文学修养。相应地风格也分为四个方面:辞理、风趣、事义、体式。每个方面,都包含一正一反的两种风格,合起来为八类即“八体”: 一典雅;二远奥;三精约;四显附;五繁缛;六壮丽;七新奇;八轻靡。在刘勰看来,这八体又是会通合数的,即相辅相成。因此,一个作家的风格,常常是一体或数体交相辉映,很难用某一种类型完全概括。同时,刘勰认为文体也具有个性,有独特的风格,即 “势”。《定势》篇将22种文体分为六类风格即典雅、宏深、核要、明断、清丽、巧艳,这六类与作家的八体风格大同小异,说明作家风格也受文体风格的制约。但是刘勰指出,高明的作家要善于 “总群势”,即在刚、柔; 奇、正; 雅、俗; 典、华之间融会贯通,在具体作品里形成独特的风格。《神思》 篇是《文心雕龙》第26篇,列为下卷之首,是文学创作论的基础,清代曹学佺说: “文,神物也,故以 《神思》先之。上篇 ‘神道设教’,与之相应”。“神思”,相当于现代所讲的形象思维。刘勰在陆机《文赋》的基础上,论述了神思的心理特征及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论述 “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寥寥数语即揭示了构思的想象性特色。又如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论 “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等.都是创作的甘苦之言。刘勰并指出,要想神思成功,“贵在虚静”,即平定专一、全神贯注,使得志气纯洁、充沛。具体地说,“虚静”包括“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即要有丰富的学识,明确的是非,丰富的生活积累及纯熟的语言技巧,这样论述神思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显得不空泛。在《养气》篇里,刘勰指出写作要精神饱满,全神贯注,与神思也有联系。
《文心雕龙》的第四部分包括 《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这4篇刘勰没有概括的名称,今天看来,相当于批评论。《时序》篇是按照历史的顺序,评论了从上古到当时的诗文作品,像一篇文学史提纲。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才略》篇论述了文学的批评原则及方法,认为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批评是“披文以入情”。批评者要“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批评方法上,刘勰强调“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观”具体说明了应从哪些方面去鉴赏、批评一篇作品。在《才略》篇里,刘勰强调作家应有高尚的品德。清代黄叔琳说: “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备”。
第50篇《序志》是序言,说明《文心雕龙》的写作原因、目的及全书的结构、纲领,将全书各篇联结成整体,体现出 “体大而虑周”的特色。
总起来说,《文心雕龙》评论了35种文体,163位作家,涉及的作品在千篇以上,概括了至迟能从《诗经》算起直到南朝将近1500余年的文学历史,并且从理论上总结了这千余年的创作及批评的经验,阐明了文章学、文艺学、美学以至文化学上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的、系统的文论巨著,在当时的世界文学、美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 笼罩群言,而 《诗品》深从六义溯流别也。”
《文心雕龙》在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梁朝昭明太子主编《文选》,其文体分类大抵依从《文心雕龙》。刘勰认为优秀的作品,《文选》也多为选入。在《文选》对于后代深远的影响中,应有《文心雕龙》的部分作用。到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多次征引此书注释《尚书》、《诗经》。宋代出现了第一部 《文心雕龙》注本,说明人们的重视。元代有了刻印本,钱惟善在刻本序中说,此书“立论井井有条不紊”,与圣人学说不谬。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 中,徐桢卿在 《谈艺录》 中,胡应麟在《诗薮》中都曾引《文心雕龙》为据论述诗歌创作。清代,《文心雕龙》更受重视,许多诗文评论著作如《原诗》、《说诗晬语》、《四六丛话》都征引了刘勰的言论。《四库全书》收入了《文心雕龙》,并在“总目提要”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古代文化曾一度被全盘否定,但是《文心雕龙》仍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校注本、译释本,研究论文、专著日益增多。同时,《文心雕龙》也传播到国外,目前已有日文、英文、俄文、法文全译本或节译本,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国都有一些学者对此书进行专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10年来,《文心雕龙》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刘勰生平考证,《文心雕龙》本文校订,《文心雕龙》中“道”、“风骨”、“体”、“势”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含义方面,在刘勰的哲学观、美学观等重要问题上都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的认识,而且对于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也有借鉴价值。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先后举办了数次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标志了此书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以至《文心雕龙》研究被有的学者称为 “龙学”。
刘勰 (约465-522),字彦和,南宋东莞郡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出身庶族。曾叔祖父刘穆之因军功官至将军、国公,叔父刘秀之官至刺史,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刘勰成年时,父母先后亡故,生活困顿。487年前后,随僧佑(俗姓俞)到南京定林寺整理佛经。约于501年前后写成《文心雕龙》。书成后受到尚书令沈约的赏识,刘勰被荐举为“奉朝请”(荣誉职称),后以“奉朝请”的身份兼任临川王萧宏的记室。5年后迁任车骑仓曹参军。511年受命出任太末(今浙江衢县)令。513年回京任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继迁步兵校尉。519年奉诏回定林寺抄经,编成 《众经要妙》。经成请求出家,曾皤发明志,敕许之。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著作除《文心雕龙》外,今仅存论述佛教教义的《灭惑论》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文。
《文心雕龙》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写成,共50篇,约3.7万字,分为上、下两卷。刘勰又细分为四部分并标以名称。
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论述文学原理。共5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天地之外存在“道”。“道”既指造化天地的混沌元气,又泛指儒家的思想原则。一切文(包括天地山川广义的文)都源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道”经过圣人显示成文,圣人借文明 “道”,人们只有通过圣人的经书才能了解“道”,所以刘勰提出宗经,即以经书为典范。而“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要求文章在内容上感情深厚,道理正确,格调纯正。在形式上引事真实,结构严谨,文辞华美。刘勰宣扬 “六义”,目的是纠正南朝时轻浮、华丽的文风。《宗经》篇后有 《正纬》篇。“纬”指汉代用迷信观点解说五经的书,“正”是纠正。刘勰“按经验纬”,指出“其伪有四”。同时又认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应该“宗乎经,酌乎纬”,即剔除纬书中谲诡荒诞之说,采撷其中丰富的文采。在 《辨骚》篇里,刘勰比较了 《楚辞》与经书主要是《诗经》的异同。他认为《楚辞》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这些都与经书相同。但是《楚辞》又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却是违背了经书的原则。但是在总体上他又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因而将 《辨骚》与《宗经》并列纳入“文之枢纽”内,主张 “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里揭示了文学及一切审美创造中奇与贞(真),华与实的辩证规律,作为一种文学原则,对于后代发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部分是“论文叙笔”,共20篇,论述了35种文体。当时人们把韵文称作“文”,包括诗、赋、铭、诔等;不押韵的文章称作“笔”,包括传记、论说、章表、奏启等。在论述每种文体时,刘勰又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文体的名称解释文体特点; 二是回顾文体的起源与演变;三是评论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四是说明文体的写作方法。例如《诠赋》篇论赋,先说赋的名称与《诗经》的“赋”法有联系,所以赋体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又说赋的发展受到屈原的《离骚》的影响,即“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接着,评论了战国时代直到晋代著名的赋家作品,如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虽然是寥寥数语,却抓住了作品的审美特征。最后总结写作赋体在内容上要明达典雅,文辞上要巧妙艳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论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质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因为每一篇文体论,都结合具体作品,按其产生先后说明该文体的发展情况;这样,20篇文体论,可以看作是20篇分体的文学史,勾勒了从上古到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概貌。
第三部分是“割情析采”,是创作论,共19篇。这部分内容丰富,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情采》篇中,刘勰阐明了文学中质与文的辩证关系。质与文相当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刘勰认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具体说就是“情理为文,秀气成采”。用文质术语说即“文附质”、“质待文”,因而好的文章应该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得到完美统一。为此刘勰批评了“为文而造情”的创作倾向,提倡要“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文质彬彬的最高境界就是 “风骨”美。在 《风骨》篇里,刘勰认为文章“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指文章中高昂骏爽的志气,志气即思想感情。“骨”指文章端庄正直的文辞,典雅而不艳丽。“风骨”合在一起,指一种生机勃勃的文章美。具体地说,就是情感奔放,格调刚健;词语典雅、朴实、精警、顿挫。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刘勰论述的“文心”相当一部分指的是诗心,他提倡 “宗经”,《诗经》是其中之一。根据经书总结的“六义”,也可以说是诗的原则。《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系。《物色》篇论述了诗情与自然与景物的关系。《比兴》、《夸饰》、《丽辞》、《隐秀》、《声律》诸篇分析了诗(赋)的各种表现方法。在当时,诗、赋是文学的典范形式,因而在这些论诗的篇章里最能表现刘勰的文学思想。刘勰认为,诗起源于人的天性: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实际上是人的情感能力。情感能力要能成为诗,关键在于 “应物斯感”。这体现在诗的意象创造中,如以山水诗为例,就是一方面要“随物以宛转”,真实地再现景物的形貌、色彩、生气、音响; 一方面又要“与心而徘徊”,在景物的再现中,浸润着诗人独特的体验。而且好诗要具备 “物色尽而情有余”,“余味曲包”的特色,就是说一首成功的诗,其意象不仅形象鲜明、情思新颖,还要有余味,有魅力,能给读者提供再创造的空间。在《比兴》篇中,刘勰论述了诗歌意象的表现方法问题。刘勰认为 “比”是比附,即 “切类以指事”; “兴”是起兴,即 “依微以拟议”。具体到 “比”,又分为两种,一是比义,以物象比拟意义;一是比类,以物象形容物象。“兴”也是一种比,但是 “比显而兴隐”,婉转曲折,“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包含讽喻社会的含义。通过“比兴”创造的意象,既 “拟容”,即再现客观的景象,又 “取心”,即抒发出诗人独特的感受。在 《夸饰》篇中,刘勰总结了汉赋的创作教训,探讨了诗赋如何运用夸饰。他认为夸饰与诡滥不同,应该“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对于诗(赋)的丽辞对偶及声律协调,刘勰也有一些中肯的意见。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还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熔栽》篇提出文章要熔意。熔意有三准: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这三准强调了设情、酌事、撮辞对于熔炼文意的重要作用。在《附会》篇里谈到了文章应有合理的结构,其要点在于 “总纲领”、“统首尾”。《通变》篇论述了文章既要遵循常规,又要善于变化。此外还论述了裁剪浮辞、巧用典故、繁略得当等问题。
《文心雕龙》还论述了文学风格、形象思维等文艺美学的重大问题。《体性》篇中的“体”,指文章的体貌,即风格。“性”指作家的个性,隐微的个性体现在作品里就是风格。作家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作品的风格也是千姿百态的。作家的个性可以从才、气、学、习四个方面考察。才是才能,气是气质,学是学识,习是习染,即文学修养。相应地风格也分为四个方面:辞理、风趣、事义、体式。每个方面,都包含一正一反的两种风格,合起来为八类即“八体”: 一典雅;二远奥;三精约;四显附;五繁缛;六壮丽;七新奇;八轻靡。在刘勰看来,这八体又是会通合数的,即相辅相成。因此,一个作家的风格,常常是一体或数体交相辉映,很难用某一种类型完全概括。同时,刘勰认为文体也具有个性,有独特的风格,即 “势”。《定势》篇将22种文体分为六类风格即典雅、宏深、核要、明断、清丽、巧艳,这六类与作家的八体风格大同小异,说明作家风格也受文体风格的制约。但是刘勰指出,高明的作家要善于 “总群势”,即在刚、柔; 奇、正; 雅、俗; 典、华之间融会贯通,在具体作品里形成独特的风格。《神思》 篇是《文心雕龙》第26篇,列为下卷之首,是文学创作论的基础,清代曹学佺说: “文,神物也,故以 《神思》先之。上篇 ‘神道设教’,与之相应”。“神思”,相当于现代所讲的形象思维。刘勰在陆机《文赋》的基础上,论述了神思的心理特征及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论述 “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寥寥数语即揭示了构思的想象性特色。又如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论 “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等.都是创作的甘苦之言。刘勰并指出,要想神思成功,“贵在虚静”,即平定专一、全神贯注,使得志气纯洁、充沛。具体地说,“虚静”包括“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即要有丰富的学识,明确的是非,丰富的生活积累及纯熟的语言技巧,这样论述神思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显得不空泛。在《养气》篇里,刘勰指出写作要精神饱满,全神贯注,与神思也有联系。
《文心雕龙》的第四部分包括 《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这4篇刘勰没有概括的名称,今天看来,相当于批评论。《时序》篇是按照历史的顺序,评论了从上古到当时的诗文作品,像一篇文学史提纲。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才略》篇论述了文学的批评原则及方法,认为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批评是“披文以入情”。批评者要“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批评方法上,刘勰强调“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观”具体说明了应从哪些方面去鉴赏、批评一篇作品。在《才略》篇里,刘勰强调作家应有高尚的品德。清代黄叔琳说: “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备”。
第50篇《序志》是序言,说明《文心雕龙》的写作原因、目的及全书的结构、纲领,将全书各篇联结成整体,体现出 “体大而虑周”的特色。
总起来说,《文心雕龙》评论了35种文体,163位作家,涉及的作品在千篇以上,概括了至迟能从《诗经》算起直到南朝将近1500余年的文学历史,并且从理论上总结了这千余年的创作及批评的经验,阐明了文章学、文艺学、美学以至文化学上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的、系统的文论巨著,在当时的世界文学、美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 笼罩群言,而 《诗品》深从六义溯流别也。”
《文心雕龙》在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梁朝昭明太子主编《文选》,其文体分类大抵依从《文心雕龙》。刘勰认为优秀的作品,《文选》也多为选入。在《文选》对于后代深远的影响中,应有《文心雕龙》的部分作用。到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多次征引此书注释《尚书》、《诗经》。宋代出现了第一部 《文心雕龙》注本,说明人们的重视。元代有了刻印本,钱惟善在刻本序中说,此书“立论井井有条不紊”,与圣人学说不谬。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 中,徐桢卿在 《谈艺录》 中,胡应麟在《诗薮》中都曾引《文心雕龙》为据论述诗歌创作。清代,《文心雕龙》更受重视,许多诗文评论著作如《原诗》、《说诗晬语》、《四六丛话》都征引了刘勰的言论。《四库全书》收入了《文心雕龙》,并在“总目提要”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古代文化曾一度被全盘否定,但是《文心雕龙》仍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校注本、译释本,研究论文、专著日益增多。同时,《文心雕龙》也传播到国外,目前已有日文、英文、俄文、法文全译本或节译本,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国都有一些学者对此书进行专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10年来,《文心雕龙》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刘勰生平考证,《文心雕龙》本文校订,《文心雕龙》中“道”、“风骨”、“体”、“势”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含义方面,在刘勰的哲学观、美学观等重要问题上都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的认识,而且对于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也有借鉴价值。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先后举办了数次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标志了此书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以至《文心雕龙》研究被有的学者称为 “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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