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峰先生集

        诗文集。十四卷。明清间孙奇逢撰。
        孙奇逢,字启泰,一字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万历十八年举人。天启中,曾积极倡救为阉党陷害的东林弟子,义声大震。明亡归隐,辞不就官,居苏门(今属河南辉县)夏峰村,四方学者归之。汤斌、魏象枢皆其门人。哲学上初宗陆、王,晚年慕朱熹,成为两家的调和者。撰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旨》、《读易大指》、《理学传心纂要》、《夏峰先生集》等。
        是书十四卷。一、二卷为书,三、四卷为序,五至十卷为传记等,十一、十二卷为诗,十三、十四卷为语录。可看作是其散见思想的一个汇集。
        书中谈到作者对朱、王两派的看法,以为可兼容并蓄,而这实际上是与历史上以来的种种聚讼最后归于一途是一码事。朱熹说穷理,阳明说格物。但“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阳明谓革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极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寻个事的道理,只尽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心。”(《答常二河》)因此,朱王入门虽然不同,但都归于知之明,处之当,求信于心,共偕大道。同是终结,但异仍是必要的,如果先儒没有同中之异,后人怎么下手做学问呢?就如同有春夏而没有秋冬,有秋冬而没有春夏,这怎么成呢?他反对后代学者的缺乏“融通之见”,以至失“原初之旨”,成为歧路,反之,宁可“宽收中而严析之”(《复魏莲陆》)“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与魏莲陆》)至于提到学习的方法,他主张不要有意为之,即所谓“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寄张蓬轩》)天论是学朱,还是学王,都要从各自的心性出发,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的时势、身分,才能做得好。同时,特别要虚心体认,不必向人问什么津梁。要放得开心胸,不要亦步亦趋,如“颜(回)、曾(子)学孔子,步趣唯谨,孟子学孔子,离合而与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答赵宽夫》)
        是书许多篇章谈治学之道,最突出的是下学上达。一方面要见出“大总脑”,总脑不清,便时时有难处之事;总脑理清了,则天下之物尽在我心。同时又说要始于“日用起居”,即下学。一切精义神会、达天知命,总是在于眼前的下学卑迩之中,“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语录·卷二》)上达即理,喻为天,下学即心,即日用饮食。达理是目的,但须通过心。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即“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理学宗传序》)“尽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毕矣。”(《四书近指序》)因而,就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因此说不离日月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反之,“若分何时为下学,何时为上达,何处为卑迩,何时为高远,便于道理割裂。”(《语录·卷二》)。日常的学习当然也有主次之别,特别是“学问吃紧,当先透死生之关,此关一透,功名富贵自可不消费力”。(《语录·卷一》)谈到“顿”与“渐”的关系时以为顿是由渐而来的,天下之归一日,道统之贯于一唯,都是渐成的,即“用力在平时,收功在一旦。”(《寄张蓬轩》)渐也就是下学,顿则是上达。如此等等。而有关的哲学思想,都蕴含在其论学主张中。
        该书常见的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大梁书院重刊《孙夏峰先生全集》本。又载于《畿辅丛书》与《丛书集成初编》。较近的有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