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李宝嘉小说《官场现形记》

小说·李宝嘉小说《官场现形记》

文制台见洋人

(全文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近代著名小说家。幼年丧父，由堂伯父抚养成人。少擅制艺善诗、赋，曾以乡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是办《指南报》，后又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独辟蹊径，别树一帜，是我国小报的鼻祖。其内容除“谈风月”、“说勾栏”外，也刊载社会新闻，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买办、官僚及帝国主义，为写作谴责小说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绣像小说》半月刊。光绪辛丑年(1901)，清廷开经济特科，湘乡曾慕涛侍郎出奏保荐，伯元辞不赴召，时人以为高尚。著作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庚子国变弹词》、《艺苑丛话》、《南亭笔记》等十几种。所作小说颇受当时社会欢迎，每一脱稿，辄洛阳纸贵。书商而且以他人所作小说假其名出版，其见重于社会可知。

李宝嘉是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的小说家。其作品强烈谴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人民的疾苦也抱有同情。基本上触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官场现形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近代谴责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被列为“四大谴责小说”之首。全书六十回。作于1903年至1905年之间，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后刊印成册。

作品以封建官场为主要抨击对象，着重刻画各种封建官僚的丑恶形象，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书中描写的封建官僚范围极广，包括整个封建官场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人物，上自军机大臣、各省督抚，下至道、府、州、县，以至一般佐杂，应有尽有。这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官僚胥吏，无不利欲熏心，嗜钱如命。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不惜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出卖矿藏、侵吞赈款、克扣军饷、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以致道德沦丧、寡廉鲜耻、蝇营狗苟，极尽迎合、钻营、倾轧、蒙骗、卑污苟贱之能事，是一幅晚清官僚的百丑图。小说同时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罪行。

在结构上，作品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品善于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揭露各种封建官僚的丑恶形象，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颇为生动。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写过于夸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有失真实。

《文制台见洋人》节选自《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洋务能员但求形式，外交老手别具肺肠》，题目是另加的。这段故事中所描写的文制台，是个昏庸腐朽、专横跋扈、恐洋媚外的封建官僚形象。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着重暴露和鞭挞了清末上层统治集团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的丑态。

文制台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下属和百姓面前他作威作福，凶狠残暴，不可一世;而一遇到洋人，就立刻变得柔媚无骨，卑躬屈膝，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在故事的开头，作者就点出：“这位制台本是个有脾气的。”从描写看，他的“脾气”主要表现在对待下属、当差和百姓方面。对下属，他大耍官僚，毫不尊重。“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不论是县、州、府、道，还是实缺藩台，他都可以随意凌辱，表现出一派十足的官老爷作风。主管一省民财政务的藩台，因公事向他递手折，他嫌麻烦，连看都不肯看一眼，“顺手往桌下一撩”。藩台向他口头陈说，他听到一半，又“不耐烦了”，竟然“掉过头去”，再也不予理睬。至于藩台以下的各级官吏，就更加不在他的眼里，翰林出身、曾经放过一任学台，授过御史、京察一等放出来的淮安知府，向他递手折请示公事，只因手折上写的“都是黄豆大的小字，便觉心上几分不高兴;又明欺他的官不过是个四品职分，比起藩台差远了”，所以他干脆“把手折往地下一摔”了事。

对待下属同僚尚且如此，至于对待在他手下当差的巡捕、戈什等，就更加不当人看了。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凶残至极。

但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封建官僚，在洋人的面前却变得奴相十足，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这位自称“我办交涉也办老了”的“外交老手”，在和洋人办交涉时，对洋人的无理要求，所作所为，总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在他手里，决计不肯同洋人“失和”。洋人到内地开公司、包讨债，本来都是“有背约章”的非法行为;而且包讨债的洋人又到乡下欺压百姓，逼出了人命。但是这位制台大人，作为政府的要员和地方最高长官，不仅不能维护国家主权，主持正义，为民作主，反而却处处站在洋人一边，厚颜无耻地替洋人辩护，毫不顾及国家和人格的尊严。他认为“地方上百姓不拿地卖给他，请问他的公司到那里去开呢?就是包讨债，他要的是钱，并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寻死，与洋人何干呢? ……而且欠钱还债，本是分内之事，难道不是外国人来讨，他就赖着不还不成?”总之，在他看来，“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不好”，而外国人则是“顶讲道理”的。当他得知包讨债的洋人在两个出洋回来的学生的批驳下，服软认输，不仅欠的债不要了，而且还肯拿出银子抚恤死者的家属时，他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惊诧道：“咦! 这也奇了，我只晓得中国人出钱给外国人是出惯了的，那里见过外国人出钱给中国人，这话恐怕不确吧?”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三省之主”的制台大人竟因此而害怕起来，他惊叹道：“我办交涉也办老了，从没办到这个样子。如今虽然被他们争回这个脸来，然而我心上倒反害起怕来。我总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进退，再有什么话说，弄恼了那洋人，那可万万使不得!”为此，他急忙责成淮安府连夜赶回去，“第一弹压住百姓”和那出洋回来的学生，要他们“千万不可再生事端”。而且又特别叮嘱，在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出境”，“拿他周旋好了”，免得他“记恨在心”，并且强调说这是他的“金玉之言”，“外交秘诀”。可见这位“外交老手”的确“别具肺肠”。

文制台这一形象是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具有典型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开商埠，辟租界，派领事，设教堂，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披着各种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的土地上肆意掠夺财富，欺压百姓，横行霸道。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对内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敢一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从排外变成媚外。对洋人畏之如虎，卑躬屈节，奴相十足。这段故事中所描写的文制台这一形象的性格特征，正是清末上层统治集团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具有典型意义。

这段故事在艺术描写上也颇具特点。以漫画式的笔法借强烈的夸张和渲染来刻画人物性格，是李伯元小说普遍运用的方法之一。文制台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明显地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在这段故事中，为了谴责和抨击晚清上层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和恐洋媚外的本质，作者选择了身为封疆大吏的文制台接见洋人这一生活细节，以极度夸张的手法尽情地描绘和渲染了他对下属的蛮横、对当差的打骂和对洋人奴颜婢膝的丑态，使这一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就如用放大镜对准其丑恶之处加以放大和突现，使之原形毕露，以便于人们认识其本质。

这段故事描写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是善于运用对比的方法刻画人物。运用对比的方法描写生活，塑造形象，几乎是各种艺术作品普遍使用的方法。这种艺术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李伯元也是运用这一方法的能手。这段故事中所运用的对比，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文制台对下属、当差和洋人不同态度的对比，突现人物性格。例如为了揭露文制台对洋人卑躬屈节的丑态，作者先写其对下属和当差的作威作福和蛮横无理，然后再写其在洋人面前的奴相和媚态。这样两相对照，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二是善于抓住某些关键性的细节，把谴责对象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加以对照，通过人物自身言行的矛盾揭示其丑恶嘴脸。例如淮安府因请示公务向文制台递手折，文制台因为手折上写的“都是黄豆的小字”，又明欺他的官职不高，所以不肯看，“往地下一摔”了事。而当他得知这手折上写的两件事“都是关系洋人”的时，他却“大惊失色”。这时，同样是那个“四品官职”的淮安府呈递的手折，那手折上写的仍是那“黄豆大的小字”，他不仅立刻命令“快把节略拿来我看”，而且还责备说得晚了。前后对照，判若两人，最为精彩的还是关于两次打骂巡捕的描写。这段描写，抓住文制台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加以对照，使其自我暴露，颇具讽刺意味。他一到任时即立下严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统通不准巡捕上来回，总要等到吃过饭，擦过脸再说。”巡捕因为正在犹豫被他撞见，不容分说地挨了他一顿拳脚。但是一听说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洋人，他又立刻改变了面孔，推翻了他自己立下的规定： 不仅在吃饭时可以上来回话，而且还因为回得晚了，又痛打了巡捕一顿。这样，作者把文制台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加以对照，就十分有力地揭露出这位封疆大吏惧怕洋人的丑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后又加上了一笔，让他自己去修改和完善他原先的规定：“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我决计不怪你们的”，“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 记着!”文制台这一补充规定，活画出他惧怕洋人的卑微灵魂，具有画龙点睛之功。

这段故事的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人物语言也具有性格化的特点。文制台的语言或粗俗蛮横，或柔媚无骨，都符合其身份和性格特征。淮安府的语言不卑不亢，软中逞硬，也有些文绉绉的，符合其翰林出身、放过一任学台的身份。巡捕的语言或机灵流利，或胆小犹豫，或牢骚不满，更符合当差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