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觌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
        乙已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 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
        《记孙觌事》出自《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是一篇纪实笔记小说。
        朱熹一生关心现实,对金人南侵,国家破碎的现状焦虑不安。他曾著文说:“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写诗云:“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这种爱国主义的强烈情愫,充分表现在《记孙觌事》里。
        但作者采取的是如实描写的讽刺艺术手法,就是说,在严肃的写实中不作主观说明,无一贬词,而真伪毕露。作者的情感态度渗透在字里行间,似隐而实显。
        小说以靖康之难,钦宗不幸做了囚徒开始。金虏想得到一张宋天子的降表(某文,在这里指降表),来显示名正言顺的战胜国之威。钦宗内心不无痛苦,但骨头硬不起来,于是“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姑且不论“真龙天子”变成了“软骨蔫虫”,我们先看一看孙觌的精神世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一般情况下,著文“一挥立就”,说明作者文思敏捷;“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说明大手笔的才华横溢且功力深厚。然而孙觌是在异族侵略者把刀架在脖子上这一特定场合下,为皇帝写降表。降表一成,便标志着国家的灭亡,也标志着自己不仅是俘虏,而且还是地地道道的奴才了。他却这样坦然,这样欣快,仿佛骚人墨客在显露自己的本领。晦庵先生的笔一定在颤抖,但依然如实地记事。这正是选择情感处于饱和状态的瞬间加以表现,使小说产生了爆炸力,把一个民族败类的典型给活剥了!接着,小说又增添了更为着力的一笔:“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这里指金统治者的同姓贵族)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如果说天子叫朝臣写降表,“君为臣纲”,孙觌似乎还可以把皮球踢回钦宗那里。但晦庵先生是不会给这样的民族败类以诡辩余地的。金朝贵族把被他们野蛮摧残过的汉族妇女赏给了孙觌,孙觌居然心安理得地继续“分享”。俨然改变了奴才身份,加入到金朝统治者的行列之中。“觌亦不辞”,晦庵先生的笔调总是这样含蕴、平淡,然而坐稳了的奴才的得意神色却逼真地呈现出来,对孙觌极端憎恶、鄙视的情感态度也凝聚在焦点上。果然,这位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得很快活的“降表功臣”开始诡辩了:“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投降派为自己的卑劣行径辩白,引经据典,何患无辞!于是乎,孟子也跟着背黑锅。其实荒谬逻辑不值一驳,朱熹在《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中说:“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同样是宋儒,同样讲天命和人心,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可以看作是孙觌言论的画外音。
        小说记载了孙觌的行为和言论之后,便把他心灵中最简单的那一点秘密揭示出来了。“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朱熹还是不发议论,通过良心未泯之人对孙觌的嘲笑,把他为自己的“寿”——保命、“康”——贪图安逸享乐的投降主义本质合盘托出。无论宋钦宗还是孙觌,他们的性格逻辑都是遵循这一轨道运行的。小说另开一自然段收束。“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悬千秋殷鉴于冷峻客观的纪实之中,继续保持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记孙觌事》寥寥二百余字,却把中国历史上的投降派、汉奸、叛徒等辈的卑劣心态、本质特征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处处精心结撰,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从中可以窥见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端倪。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原父老对蒙难二帝和身陷虏营的衮衮诸公未曾忘怀。有词云:“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岳飞也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是,钦宗和孙觌的表现,却只能说明,腐败懦弱的北宋政权已经无法挽回寿终正寝的厄运了。当然,中原父老和抗金将士的耿耿爱国丹心,与日月同辉,永标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