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三兄弟

         宣政间,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读书精通易数,明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于兵书尤邃,三人皆名将也。 自燕山回,语先人曰:“吾数载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语甚款,老人颇相喜,劝予勿仕,隐去可也。予问何地可隐?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
        有大穴焉,老人入,杨从之。穴渐小,扶服以入,约三四十步,即渐宽。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地,鸡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来迎,笑谓老人:“久不来矣。”老人谓曰:“此公欲来,能相容否?”对曰:“此中地阔而民居鲜少,常欲人来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饮。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间所无。且杀鸡为黍,意极欢至。语杨曰:“速来居此,不幸天下乱,以一丸泥封穴,则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间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趋不同,疑间争夺,则皆不愿其来。吾今观子神气骨相非贵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则子必贤者矣。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㕖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子果来,勿携金珠锦绣珍异等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徒手而可来也。”指一家曰:“彼来亦未久,有绮彀珠玑之属,众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鱼肉蔬果,此殊不阙也。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杨谢而从之。又戒曰:“子来或迟,则封穴矣。”迫暮与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从否?”
        于是三杨自中山归洛,乃尽捐囊箱所有,易丝与绵布绢,先寄穴中人。后闻可试幅巾布袍卖卜,二弟筑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扰攘,则共入穴, 自是声不相闻。先人常遣人至筑室之地访之,则屋已易三主,三杨所向不可得而知之。及绍兴和好之成,金人归我三京,余至京师访旧居,忽有人问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书相示,则杨手札也。书中致问吾家,意极殷勤,且云:“予居于此,饮食安寝,终日无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来甚善。”余报以“先人没于辛亥岁,家今居宜兴,俟三京帖然,则奉老母以还。先生再能寄声以付诸孤,则可访先生于清静境中矣。”未几,金人渝盟,予颠顿还江南,自此不复通问。
        这篇小说录于北宋文人康誉之追述北宋时期的逸闻轶事的笔记小说集《昨梦录》。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提起描写世外桃源之类的故事,人们首先会想到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品以清新秀丽的语言和流畅生动的叙述勾画出了一个世外乐园的美好景象,令人神往。这篇小说写的是同一主题,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手法都与前者大不相同。首先,没有用平铺直叙的记叙手法,而是运用人称上的变换叙写故事。开始写的是宣政年间杨氏兄弟对作者父亲讲的一段话,以第一人称追叙他们被引入世外乐土的情景。待写到他们进入山中之后,又变换为用第三人称的语气,进而描写乐园中的景象。继而写杨氏兄弟归家准备停当,在发生战乱时共同投奔乐园,以作者父亲寻他们不遇这一情节结尾。以上这一部分大抵写的都是杨氏兄弟和作者父亲经历的事情,并非叙述者亲眼所见,是一个旁听者客观记叙的文字。后而一部分用比较短的文字写了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作者收到杨氏兄弟相邀的书信,急欲前往,但终究未能成行。
        小说的这种记叙方法确实不太顺畅,描述事物的角度变换较大,这与《桃花源记》中以武陵人的视线为中心线索作叙述有很大不同,作者用这种手法安排情节,具有明显的目的:如众所知,乌托邦式的世外田园在世界上本不存在,即使古人思想中有浓厚的愚昧迷信的成份,他们对这种事情也是将信将疑,这篇小说的作者就不是以一种超然的笔法描写一个神话般的世界,而是以写实的态度力求生动地加以描述。所以,为了做到接近客观真实,他有意采用这种倒叙和顺叙、回忆和现实、耳闻与亲历相混杂的表现手法,从几个角度描写世外乐园,以假乱真,使人产生“甚或有之”的感觉。
        作者这种写法确实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如果说读者最初看到杨氏兄弟对作者父亲讲述世外乐园而并不信以为真的话,那么,当接着看到杨氏兄弟在田园中的经历或许就开始有些将信将疑了;待看到杨氏兄弟归家后“乃尽捐囊箱所有,易丝与绵布绢,先寄穴中人”,而后“筑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扰攘,则共入穴,自是声不相闻”的时候,或许就真以为确有其事了。再看到“先人常遣人至筑室之地访之,则屋已易三主,三杨所向不可得而知之”时,大概就完全相信这个世外田园的存在了。最后读到作者收到杨氏书信后意欲往寻,无奈金人入侵,“予颠顿还江南, 自此不复通向”,甚至还会油生出一番惆怅之感。小说刻意描画一个虚幻的理想所在,似远还近,如梦却真,手法高妙,而不露斧凿之迹,耐人寻味。
        小说不仅在叙事手法上独具特色,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一定高度。这篇小说已不象以往描写乌托邦的作品那样,对一个世外的美好境地的描写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艺术构想上,而是遵照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般情况,力图现实地设计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作者对于田园的景色几无着墨,而把主要描述放在现实社会生活方面。写田园中的人“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趋不同,疑问争夺,则不愿其来。”这就写出乌托邦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具有相同的观念和信仰,“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子果来,勿携金珠锦绣珍异等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徒手而来可也”,写出了乌托邦社会中消除私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写田园中“惟计口授田,以耕以蚕,不可取食于他人耳”,更写出了乌托邦社会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这篇小说不限于描写一般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事件,而是高度概括出一个理想中的完美的社会模式,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达到统一,表达了作者在外族入侵,政治腐败的北宋封建社会中对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剥削压迫的幸福社会的憧憬。很有令人回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