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洵文《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散文·苏洵文《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执事： 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 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 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 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欧阳内翰即欧阳修。苏洵《嘉祐集》中收有五篇给欧阳修的信，这是其中第一篇。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二子苏轼、苏辙入京应试，五月到达京师后不久，作此书上欧阳修，并附所作《洪范论》、《史论》七篇及知益州张方平等人的推荐信。欧阳修读后大加称赏，并荐之于朝。从此苏洵名动京师，一时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这是一封求见信。明人茅坤说：“此书凡三段，一段历叙诸君子之离合，见己慕望之切;二段称欧阳公之文，见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经历，欲欧阳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气，何等风神!”(见《苏文公文钞》卷三)

第一段将诸君子的离合与自己的仰慕和学道夹叙，曲尽其妙。行文的“婉曲周折”，尤以写他对欧阳修等人的敬慕最为突出。信的开头，以“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领起，这个“叹”字，笼罩全段，也可以说笼罩全篇。“叹”什么呢? 叹人有贤与不贤之分，而“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正如明人袁宏道所说：“离合二句是一篇把柄，通篇所言要不出此。”(《三苏文范》卷四)从“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到“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叙庆历新政时欧阳修诸公之合。《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载，庆历三年的(1043)九月，宋仁宗“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时世务。……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这就是“天子方有意于治”的具体内容。“范公”指范仲淹，他于庆历三年四月被任为枢密副使，八月除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富公”指富弼，他于同年八月继范仲淹为枢密副使。“执事”(书信中对对方的敬称)指欧阳修，他于庆历三年三月知谏院。“余公”指余靖，他于同月任右正言。“蔡公”指蔡襄，同年四月为秘书丞、知谏院。“尹公”指尹洙，庆历初知泾州、渭州，参与抵抗西夏侵扰。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天下人都认为这是大有作为之时，“纷纷然而起”;而苏洵却觉得自己“愚鲁无用”，决心“退而养其心”，求其道之成。这是一折。从“不幸道未成”至“何伤”为本段第二层，写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诸人之离散(被逐出朝)。庆历四年六月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正月出知邠州，即所谓“范公西”;富弼于庆历四年七月出为河北宣抚使，次年正月出知郓州，即所谓“富公北”，欧阳修知滁州，余靖知吉州，蔡襄知福州，此即“分散四出”;尹洙亦“失势”，贬监均州盐酒税。苏洵深感“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矣”。这又是一折。但又转念，世上终有善人，无须忧伤，应“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这是第三折。从“退而处十年”以后，是本段第三层，写自己“道有成”而诸公“将复合为一”时的心情。皇祐四年(1052)，余靖平定了广南侬智高之乱(“有成功于南方”);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还朝为翰林学士，蔡襄知开封府;至和二年，富弼为宰相。这时，苏洵由庆历新政失败时的“仰天叹息”变为“喜且自贺”，这是第四折。但范仲淹、尹洙已去世，又不禁“潸然出涕以悲”，这是第五折。好在其他诸公还在世，“则又以自解”，这是第六折。苏洵欲尽识诸公，但富弼身居相位，难以求见，这是第七折。欧阳修“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这是第八折。又因“饥寒衰老”，不能至于欧公之前，这是第九折。但十年慕望之心，岂可因衰老而不见?于是写这封信求见，这是第十折。由此可见，第一大段是分两条线叙述的，一是欧阳修诸公的离与合，二是自己学道的成与未成。汪玄豹补充茅坤的评论说：“茅评固然，然尤妙在第一段中，历数诸君子离合，即将自己于道之成未成夹叙。既为第一段之线，又为第三段之根。则十年慕望爱悦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八)

第二段称颂欧阳修的文章。先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后说“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这是加一倍的写法。从他对欧文特色的精确概括看，“知之特深”二句，确实不是自擂之词。苏洵一贯反对因袭前人，主张“自为一家之文”，文章应有自己的特色。他以简炼而又精确的文笔归纳了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文章的特色。他认为孟子的文章，文字简约而意思表达得很充分，文词并不锐利险峭但却锋不可犯。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既势不可挡，又深沉莫测。欧阳修的文章曲折详密而又畅达无阻，意尽言竭而又从容不迫：“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也就是说，欧文完全可与孟、韩媲美，各有特色。而李翱、陆贽之文还不足以比欧文，李有欧文之态，陆有欧文之实。这是一种陪衬的写法。最后进一步说，欧文“自有过人者”，“过”就过在它自有特色，如果欧文完全学孟、韩，那么即使学得惟妙惟肖，也只能达到前人水平，而不能超越前人。曾巩在《与王介甫(安石)第一书》中说：“欧公更欲足下(指王安石)少开廓其人，勿用造语(生造的句)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可见，勿模拟，取自然，欧阳修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还以此告诫他的门人，而苏洵论文是把握住了欧文的这一特色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一层也以“纡余委备”见长。“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这既是在为自己“道人之善”作辩解，又是进一步的称颂;“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这就预先堵住了“不知者”之口;“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正面回答了可能出现的责难;“不为”而又“不自知止者”，不是为了“求其悦己”，而是为了让欧阳修知道自己是他未识面的知音(“知其知我”)。这样，既充分阐明了自己称颂欧文的目的，又十分周详地堵住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漏洞。

文章最后一段自述求学的经过和体会。先说献文原因： 欧阳修名满天下，不见其文，已知其人;自己名不见经传，仅写信而不献文，不足以使欧阳修“知之”、“信之”。接着，他叙述了生活中的两个转折： 一是从“少年不学”到“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但仍未“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二是在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困益甚”)后，他下决心不再走科举之路，“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苏洵《上韩丞相书》)决心不再走科举之路，读书也就自由了。《论语》、《孟子》、韩文，以前当然也读过，但这时他才读出味来，由“惶然”到“骇然”，到“豁然以明”。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为文而文，无话找话说，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苏洵在《权书叙》中提出了“不得已而言”，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描绘，这就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好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涌出来的，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在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观点。苏轼的文论和文风，深受苏洵这一观点的影响。前段结尾，苏洵堵住了可能出现的“誉人以求其悦己”的责难;这段结尾，又预先堵住了“自誉以求人之知己”的责难，达到了“面誉而不为谄，自述所得而不为夸”(《唐宋文醇》卷三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