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欧阳修文《五代史伶官传序》

散文·欧阳修文《五代史伶官传序》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作《伶官传》。

(据中华书局本《新五代史》)

欧阳修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北宋文坛领袖和“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所作散文独具特色，开一代文风，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宋初，盛行于晚唐、五代的骈俪柔靡文风继续得到发展，虽有柳开、王禹偁等人起来反对，但并未有效地予以击败，穆修、石介、尹洙等宋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们虽对此有所打击，但未能战而胜之。这时，在反对绮丽文风提倡古文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艰涩险怪的新弊病。于是，反对这两种不良文风，夺取新古文运动胜利的历史任务，便落到了以欧阳修为首，包括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在内的一批古文家身上。他们适应当时政治改革的需要，正确地继承和发展唐代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并通过理论宣传，创作示范，壮大散文革新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终于取得古文运动的胜利，从而使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放出新的光彩。宋代古文运动所确立的古文，不仅变骈为散，接近口语，而且更加文从字顺，平易自然。清人查慎行就说：“宋以文从字顺为主。”(见《曝书亭集序》)蒋湘南也说：“宋代诸公，变峭厉为平畅。”(《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欧阳修的散文正是这种古文的典范。

欧阳修标榜尊韩、师韩，其实他并不为韩所拘，而是另辟蹊径，独具一格。苏洵说： 欧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嘉祐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茅坤也说：“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他们所评，可谓确论。欧阳修的散文常常响着一种感慨嗟叹，饱和着一种幽情风神，具有浓厚的诗意骚韵，清代刘熙载认为“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艺概·文概》)。他叙事、状物、抒情，吞吐抑扬，低回往复，从容闲易，“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之八十一《跋欧阳文忠公帖》)。欧文善用虚词，讲究语气，行文平易顺畅，精美流丽。欧文还吸取骈文的长处，常在散体间用骈偶，句式整齐错落，音节和谐悠扬。姚鼐说：“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挈非书》)确实，欧阳修的散文犹如波光潋滟的清池碧塘，澄净妙丽，委婉曲折，平易自然，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史论。后唐庄宗李存勖原先继承父志，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终于打败后梁，统一了北方。可是在消灭强敌，建立后唐后便沉溺酒色，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人，终于引起祸乱败亡，最后自己也为乱兵所杀。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伶官传》记载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伶官景进等人败政乱国的史实。这篇文章是该传前面的一段序文，对此史实进行概括性的评论。

该文通过总结后唐速亡的教训，非常雄辩透彻地阐明了“盛衰”之理在于人事，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不仅具有永久的鉴戒作用，而且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迫切需要革除弊政的北宋中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的艺术技巧十分出色。首先，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练，写得可谓精能之至。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强调“盛衰之理”在于人事，并点出庄宗来作为立论根据，以引起下文。第二段引用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中一则民间故事，叙写李存勖当年牢记父志，负矢杀敌，凯旋而还的情况，论证忧劳奋发可以导致国家的盛和兴，并为下文写衰和亡伏笔。第三段对后唐的盛和衰、兴和亡进行对比叙写，着重揭示逸豫奢侈造成败国乱政，最后两句“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远承第一段的“岂非人事哉”。第四段自然地引出古语“满招损，谦受益”，并联系庄宗“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的史实，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和开头的论点相呼应，并进一步深化了题旨。全文只用400来字，有理有据、十分精辟地总结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堪称古代短文的精品。

同时，该文论证有力，并在论证方式上表现出作为一篇史传序论不必详议、只须略写的独有特点： 其一是举事说明，如举李存勖继承父志负矢前驱的事实论证忧劳兴国，就很有说服力，而叙写则十分简明扼要。其二是对比论证，文中一劳一逸，一盛一衰，一扬一抑，对照鲜明，反差强烈，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三是夹叙夹议，它不作单纯的议论，而是联系后面的传记，采用议叙结合的方式，给人以事理兼胜、言约意丰的感觉。

它更为明显的特点是写得气势横空，感慨淋漓，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文章多短句、感叹句、疑问句和对偶句，是造成这种特点的重要原因。如一开始就用感叹词“呜呼”，表现出作者深沉的感慨，给全文定下了悲怆哀婉的基调。李涂说：“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文章精义》第五一)又如庄宗盛衰对比的结尾分别以“可谓壮哉”和“何其衰也”这样短促的感叹句出之，议论中融有情韵，使人有一唱三叹跌宕有致之感。又如“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这种设问句的运用，也显得吞吐抑扬，富于情致。正如前人所评：“欧公五代史论，多感叹，又多设疑。盖感叹则动人，设疑则意广，此作文之法也。”(转引自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文中还有不少对偶句，语意警策，句式整齐，和散体句参杂用之，读来抑扬顿挫，音节谐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并有助于造成文章旺盛的气势。

茅坤说：“此等文章，千年绝调。”(见《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十六)清代沈德潜也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十四)可见前人对此文评价之高，评价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