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可耻孰甚焉,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乎讵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矣。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 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 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耳。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且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借其谋划,要以各见所长云耳,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序跋之雏形始于魏晋;写评点则源自古代案头文牍的笺注,后者至迟从唐代的诗文就已开始了。继科场兴盛,荐举温卷风起,一时间官宦士林或为奖掖后学、或欲托借名流、或藏难插齿之皓,遂有指说题篇,品评辞章的文字传世。可惜大都仅是片言只语,寥寥几行。即使有“联缀成篇”者,亦跳不出繁琐、细杂的圈子。唯其要旨仍在阐述为文的章法、技法,这自然是后人所不能满足的。
        不过,古代小说的序、评,草成于三顾之请也好,有感于欣然命笔也好,只要是铺纸研墨、落成了文字的,那话便既是说给作者的,又是讲与读者的。彼此的关系也就密切多了。所谓“金针度人,示人以秘”,序与评正起着钥匙和指路的功用。序跋与评点的结合,使读小说时似有名师益友相伴,而“思理入妙,要言不繁”的其乐无穷,并非以禅语的“一棒喝破,如灌醍醐”所能体味的。恰恰是小说评点在明中叶以来的突起和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风新貌。而首辟奇径,夺开先河之功者,正是撰写《<忠义水浒传14序》的明朝人李贽。
        作为明代最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李贽以市民阶层的思想代表脱颖而出,而他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莫过于评点《水浒传》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最生动。现存署名为李贽评点的《水浒传》有两种。即万历三十八年的容与堂刊百回本,以及万历四十年的袁无涯刊百廿回本。在复杂的《水浒传》版本系统中,这是当时两个兼有简本与繁本不同特色的流行本。直至今日对容本与袁本的真伪仍未有定评。时人陈继儒曾指出“《水浒传序》属先生手笔,至于《水浒传》细评,亦后人所托”,对照于李贽《焚书·卷三》所收录的《<忠义水浒传14序》的记载,“容本”的《序》似与李贽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最近,后代每提及李贽论评《水浒》大都不出此序。可见李氏此文非同一般。
        观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14序》,通篇贯穿着宣讲“忠义”,歌颂宋江的基调。序文起笔即赞“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的传统,并认为《水浒传》亦是作者“身居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的力作。在李贽的文学理论中,“自然”、“发愤”说是其重要的内容。史载李氏自幼倔强难化,不喜传注帖括,不信儒释道诸教,所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万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见《杂说》),将他忧思深广,疾俗愤世的精神世界表现得生动而深刻。作者正是以这种大笔畅酣淋漓的起势,将激愤与含蓄溶为一体,将太史公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纳入了李贽的“自然发于情性”的“自然之道”。所以他能将个人遭际上的坎坷不平与心中块垒愤懑与对社会现实的揭发批判合为一体,使所谓“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的“不愤”之作露出它们骨子里的经夫妇、正人伦之类的封建教化的本来面目。“愤二帝之北狩”,“愤南渡之苟安”,作者的笔触一发而不可收。其恸哭怨怒,直抒胸臆,泄于言表,果真是“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作者以古道今,“见学生情,触目兴叹”,将自己对《水浒传》最根本的认识率先予以表明,对作者对读者无疑都是个最好的提示。
        按评点的一般体例,以“序”为首;次有“读法”即“总纲”;回前回后又有“总评”;每一回中又有“眉批”、“夹批”、“旁批”、“圈点”多种。而著作者常存有“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的愿望。所以作者、读者彼此指叹:音实难知、知音难逢,而逢知其音,更是千载其一。评点恰恰是解决这种“难知难逢”的好办法。李贽已不满足于子期听琴、周郎顾曲的所谓神韵之妙,而是用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语言揭示小说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奥秘与内涵,给人以艺术启迪和思想新意。站在戏曲与小说的立场上来认识与评价戏曲与小说本身,这就使评点小说打破了以诗文为正统的束缚和压抑,将小说从“小道”、“异端”、“敬陪末座”的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驾齐驱的顶峰。“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也好,“六大才子书之一”也好,《水浒传》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应该说与李贽的评点是分不开的。
        李卓吾在《与焦弱侯》的信中自称:“《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可见他对《水浒传》的偏爱与点评时的专志。“序”文中对宋江“忠义之心”、“有才有识”,以及“善于用人”的评价,正是作者抓住了宋江性格中的主要特征,精心勾勒人物、布置序文层次结构的体现。作者写道“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虽然肯定一百单八将的“啸聚水浒”,“欲不谓之忠义不可”的认识,却不能摆脱他自己忠君思想的历史局限。他赞扬宋江的“足服”众人、“忠义之烈”,所谓“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实际隐含着一个先觉者的孤独和悲愤。作者在这一层里。连用了“小德大德”、“小贤大贤”、“小力大力”三对别有所指的比较,以鲜明的衬托,写出宋江的“有才有识”与“善于用人”;同时照应着前文的“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实愤宋事”,使行文有力,醒目惊人。序文以“忠于君,义于友”为宗旨,论述有序,层层递进,而文辞切题,确实起到了评点以序引路的目的。作者虽斟词酌句,无不出其“童心”。
        提倡“童心”和“迩言”是李贽的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观点。连同追求“自然”和“发愤”;肯定戏曲小说的地位,组成了由李贽所掀起的明后期新文学思潮的纲领。“童心者,心之初也”,李卓吾的“童心说”其矛头直指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反对“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的害人害世,主张“好察迩言,则乃本心”,实际上便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社会理想。无疑赞扬了反映市井小民的情、欲、生活的所谓下层市民文学。而《水浒传》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俗言俚语处处皆是的本色,自然是李贽所津津乐道的。序文从《水浒传》成书的寄于发愤,一百单八将的“啸聚”归于“忠于君、义于友”,正是使“忠义”一词无形中加入了市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也就宣扬了它的多有可读之处的可贵所在。末节自然地引出“有国者”,“贤宰相”、“兵部”、“督府”的“不可以不读”《水浒传》的原因,使文意井然贴切。
        《<忠义水浒传14序》全文,出语惊警,起笔不凡。以设问转接承启,行文有力。作者以赞宋江忠义为主旨,辅以一百单八将作衬托,言简意赅,为下文评点时的逐章、逐句、逐字之奥妙无穷作画龙点睛式的提示,而李贽的胸臆积蕴、运笔之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