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杨朴事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 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杨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其诗、词、散文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生前还写了大量笔记小品,亦写得清隽而富有情趣,这类作品为苏轼随手所记,由后人辑录,被取名《东坡手泽》,后由刊印者改题为《东坡志林》,简称《志林》。该书记载的是元祐、绍圣二十年中苏轼亲身经历,内容驳杂,既有名臣勋业、治朝政教,地理方域;也有轶闻趣事、梦幻幽怪、神仙伎术,这篇《书杨朴事》就选自《志林》一书。
        《书杨朴事》写的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知湖州期间,所作诗中对新法含有讽刺,御使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劾轼作诗怨谤,将他逮捕,这便是史称的“乌台诗案”,该文记述的是苏轼临被捕时,其妻及家人挥泪相送,“皆哭,无以语之”。那离情别绪自然悲切凄楚,难以名状,然而,苏轼独能神情如故,谈笑自若,并提起杨朴妻作诗之事,以那首满含深情而又幽默诙谐的诗句为家人宽解心怀,充分展示了苏轼开朗乐观的性格。诚然,这种性格不可能凭空而就,这与其思想有着重要关系。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他都有影响,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积极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活,由于他坚持执中持平,守正不阿,在政治上频频受挫,屡遭贬谪,直到五十九岁时还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在挫折面前,佛、道两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对他产生了巨大作用。在《书杨朴事》中,他利用杨朴妻之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抒发了他对官宦生活的轻视和冷漠,对隐居生活的赞赏,同时也流露出对仕途险恶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毕竟未在挫折面前消极颓丧,也未就此而懒散和放逸,而是采取了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上,他始终孜孜不倦,其弟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能保持这样乐观亢奋的情绪,实在是那些得罪远谪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及的。苏轼坎坷的生涯,形成了他复杂的思想,磨练了他的意志,也陶冶了他的性格,使他能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始终那样幽默、自然、开朗、豁达。在这篇《书杨朴事》中,当他因讼入狱,前路未卜之际,尚能泰然处之,并谈笑自若,宽解他人,足见苏轼性格之一斑。
        这篇文章为苏轼随手所记,信笔写来,但依然有个中心,并一贯到底。文章分两个层次,先写李公简曾对他讲的杨朴事,后写自事,以杨朴事为铺垫,写他自己时仅一句点睛之笔,“独不能如杨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便将苏轼性格完全展示出来,形象鲜明而深刻。在选材上,文章截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时间,抓住被捕系狱之事,临别将行之时,这种最令人痛苦的事件,最令人心碎的时刻,而苏轼能泰然处之,并为家人说笑解忧,异常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苏轼的性格特征。本文尚不足一百五十字,但其中有诗、有文,随笔所致,挥洒自如,读来通俗晓畅,平易自然,从中亦可感受到作者那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的写作风格。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