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王安石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苏轼见王安石》乃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中的一篇。记载苏轼贬黄五年后,移官临汝途经金陵,和王安石相会的一段情况。
        王安石和苏轼,一个作为目光深刻、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彪炳青史,一个以诗文书画齐臻精绝而独步文坛。两人在北宋神宗时同朝为官,皆以学问才气秀出当世,名重士林。学问上相互倾慕,政治见解上却势同马牛,颇生龃龉。王安石任参政知事、宰相时期,继“庆历新政”之后,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面对北宋王朝种种社会弊病,改革一开始便阻力重重,推行过程中更是步步艰难,充满斗争。保守势力对王安石围攻漫骂、中伤诽谤,严酷的斗争迫使王安石两次罢相。这次相会时,王安石归隐金陵已经八年。苏轼小王安石十五岁,入仕后以文章名动朝野。他写的策论善于随机生发,笔势纵横恣肆,有战国纵横家之风。但思想上趋于保守,见识上流于空泛。变法中意见与王安石相抵牾,又直言敢谏,在改革派占上风的情况下,屡遭贬抑。
        小说的前半部便讲苏轼受贬被黜的情况,而归结到苏王二人关系上来认识。说二人“初无隙”,吕惠卿忌妒苏轼才高,“辄间之”,遂构二人矛盾。举出四件事来说明二人金陵相会前以往的关系。一件是神宗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而罢;一件是王安石“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第三件是苏轼因此“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形式上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使王安石更加不满苏轼,而苏轼也要求调作外官。第四件事便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事。苏轼因诗“谤讪”新法,受御史台李定等人罗织构罪,几欲杀之。李定母丧不报,怕服丧影响作官,被苏轼劾为不孝,此时乘机报复。而小说中说李定是“介甫客也”,易致误解,让人以为王安石曾参与迫害苏轼。实际此时王安石早已罢相在家,远离京城千里之外。他听说此事时反对处置苏轼,认为:“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他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也积极营救,进言为宽。“神宗终不忍”杀苏轼,贬之为黄州散官。
        后半部分作者改换笔法,由前半部分的叙述方式转为描写的方式,记叙苏王金陵相会的一个片断。据《曲洧旧闻》载,王安石“野服乘驴,谒子舟次,东坡不冠而迎。”两人尽管政见不同,均胸襟开阔,人才出众,彼此钦重。苏轼在金陵逗留多日,两人同游蒋山,论诗说佛,十分融洽。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小居,以便朝夕相会,苏轼也一时动心。这就是小说所说的“见介甫甚欢”。但作者只截取苏轼劝王安石进言神宗的一段对话,来展示二人的思想面貌。苏轼仕途屡挫,可贵的是他仁民爱物的思想和磊落无私的品格始终不变。他知道王安石虽然赋闲在家,与神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希望他能对“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的“灭亡之兆”进言。王安石已休官家居多年,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改革中的激烈风雨和帮派倾轧使他消极情绪占了上风。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在他复相后便极力排斥他,小说中讲到吕惠卿偷发王安石信,以信中语“无使上知”在神宗面前对之攻讦,使王安石此时“尚畏惠卿”。所以对于苏轼的“公独无一言救之乎?”王安石只是消极地说:“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苏轼向以能言善辩著称,便先以“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是“事君之常礼”应之;进而以“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责之。王安石在激以“君臣大义”的情况下,奋然严肃地答应“某须说。”随之又嘱苏轼保密:“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叹息:“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从这接连的几句话,可以想见王安石的思想轨迹:先是奋然答应进言神宗,接着又有畏惮,怕吕惠卿知之报复,最后慨叹人心不古。苏轼则好谑的性格又现,说“今之君子”,为了“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讥讽吕惠卿之为人,而王安石“笑而不言”。很形象地描绘了二人谈话的神态和心理情状。另外,言谈之际,也表现出一定的戏剧性。如苏轼见到安石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以为苏轼要提前日事情。当苏轼说:“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于是“介甫色定”。数语之间,便写得机锋顿挫,有张有弛。
        本文作者邵伯温对王安石是持否定态度的。有人认为攻击王安石的《辨奸论》一文是托名苏洵而实则出自此人笔下。从这篇小说的倾向性来看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