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

        又名《书镜》。书法论著。六卷。清康有为撰。前有清光绪编十五年(1889年)自序。(撰者事迹参见“《新学伪经考》”条)
        全书七万余言,除《自叙》外共六卷二十章。卷一列《原书第一》、《尊碑第二》、《购碑第三》、卷二列《体变第四》、《分变第五》、《说分第六》、《本汉第七》,第一、二两卷论书体源流;卷三列《传卫第八》、《宝南第九》、《备魏第十》、《取隋第十一》、《卑唐第十二》;卷四列《体系第十三》、《导源第十四》、《十家第十五》、《十六宗第十六》、《碑品第十七》、《碑评第十八》、《余论第十九》,第三、四两卷为评碑;卷五列《执笔第二十》、《缀法第二十一》、《学叙第二十二》、《述学第二十三》;卷六列《榜书第二十四》、《行草第二十五》、《千禄第二十六》;第五、六两卷讨论笔墨技巧和学书经验。
        康氏在卷一《原书第一》中用三千余字论述古今中外书体流变,所涉甚广。最后的“综而论之”将中国书法史分为三个体势:“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以此而引出“尊碑”的必然趋势。
        《尊碑第二》为全书的中心。康氏以“夫纸寿不过千年……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又列举当朝“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因此大声疾呼“物极必反,天理必然”,“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并以道光年为界限,褒贬乾嘉间金农、郑燮的“欲变而不知变者”,翁方纲“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以至阮元“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而“惜见碑犹少,未暇发㧑”,则“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他赞扬包世臣著有《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以至“咸、同,碑学大播……莫不口碑”。最后,列举了碑版的五条好处,为帖学所不及,由此立论。
        《购碑第三》一章继而深入研究碑版优劣,提倡“见千碑而好临之”,大褒魏、晋南北朝之碑,而贬斥唐碑“可学者殊少”,因而“可以缓购”。以大量篇幅列举了自三国·吴《葛府君碑》至北齐《铁山摩崖》诸碑一百九十九种。康氏认为“若诸碑之未见,家法之未熟,而遽欲言书,书乎,书乎,匪吾攸闻!”
        康氏在《体变第四》中以“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为据论述了碑学大兴“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自信碑学有无限前景。其《说分第六》列汉碑二十余种,西汉刻石十余种,并备述钟鼎缪篆。最后引出“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可见其主张的一贯性。
        《备魏第十》一章,用“何言有魏碑可无×碑”的比较论述,把魏碑与南碑,与齐碑,与周碑(北周),与隋碑,与唐碑诸朝之碑相比,得出莫过于魏的结论,认为“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孰能比《张猛龙》也!”认为唐人“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认为唐人的法度“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进而在《取隋第十一》中又盛赞隋碑,而唐人之法仅承隋法,连欧、虞本人都是隋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以前人否定后人,也不免有偏失。
        《卑唐第十二》一章中说:“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他认为“况求宋拓,已若汉高祖之剑、孔子之履……即得信本(欧书)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一味否定唐碑与学唐之风,唯六朝碑版可信可取。
        《广艺舟双楫》虽有偏激或玄妙费解处,但仍不失为一代名著,故人称之为书论史中之殿军。其书意在总结晚清碑学理论,为包世臣《艺舟双楫》推而广之,究而深之。康氏大量收集汉魏六朝碑版,对前人版多匡正,并多有新的见解。其书涉及面甚广,力主尊碑抑帖,文章华丽,才华横溢,少人可比。
        康氏的尊碑抑帖说占尽篇幅,他从书法史上,书法艺术风格上,碑版之完好与摹拓失真诸方面尊碑抑帖,尊魏卑唐。他说:“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传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讲之尤甚。然缵陈隋之余,缀其贵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缺乏变化。因而以为若欲学书,切不可由唐人入手……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其实北碑乃中原古风,并不能称楷法极则,不足“称观斯止矣”。学唐人便“寄唐人篱下”,而专学北碑,不复求变,也逃不脱“寄北碑篱下”的窘境,关键在于如何学,如何变。
        《广艺舟双楫》中的《执笔》、《缀法》两章也有许多独到处。他认为“向不能书,皆由不解执笔,以指代运,故笔力靡弱,欲卧纸上也。”他主张平腕竖笔之法,特宜作大字。然而完全否定指法,不免偏颇。
        康氏所盛赞的碑版,如龙门造像、云南二爨,石门铭等也囿有个人偏好,而列为上品。康氏学说,至今并未统领书坛,尊碑之风有限,而抑帖全然不能。
        自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以后,碑学渐成一科,与帖学对峙,至今尚存。可见其影响至深。
        《广艺舟双楫》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氏万木草堂本,今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