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盗记

         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
        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诘朝,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噫!是盗矣。”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曰,太守入谒。监司饮之洒,出其子质,不辨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捽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也。
        东陵生闻而叹曰:“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犹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贤也。将间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赀而逸者哉?”愚山子曰:“其哉! 东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清初人杨衡选曾撰文,凡黎民百姓铤而走险,出而为盗者,或“迫于饥寒”,或“为仇恶报怨”,乃“不得已而为之”。并指出,盗之种种,不乏奇才能人“名士(见《记盗》)。作为封建文人,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所谓“秀才造反”,“名士为盗”,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腐朽没落的反映,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徐芳作《雷州盗记》亦可称有识之士。他写了一个由“盗”冒充的新任雷州太守,只“抵郡逾月”,即以其“甚廉干,有治状”而颇有政声,使“雷人相庆得贤”,继之益加“信服”。后因事败露,被“械送金陵”,雷州人方知“向之守”“盗也”。故事奇特的近乎荒唐,却发人深思。作者在文末感叹不已:相比之下,那些朝廷命官实际是为民盗贼,远不如这个假冒的“盗守”。
        小说构思精巧,编排缜密,语言冷峻,揭示命题主旨水到渠成,给人以极深的印象。通篇强烈的讽刺内涵更时时盈溢于笔端,成为小说主要的艺术特征。
        古典小说一向忌平直、讳浅语。常在结构与情节上下功夫。所谓“波谲云诡,跌宕多姿”,寻求的便是一波三折的效果。徐芳此文,反直书其事,叙述中不逞玄夸奇,不妄加断语,“令阅者不警言而已解”,唯结语处聊发概叹,寓讽刺于字里行间。其运用之妙,颇具匠心。
        尽管通篇都是讽刺,行文中却或隐或显。“部曹出守”,遇盗亡于江上,无疑是件大事,对于“远郡”的雷州来说,倒已是司空见惯的。笔触之平淡冷静出奇,暗示了雷州久非太平之地。作者点明时在“崇祯”初政,对“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之类,开篇即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盗“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故事的展开也即从“黠”字上大作文章。有群仆为随,有妻女相伴,更有文牒为凭,“盗守”之“黠”“人莫能察”。这貌似无意的一笔,倒将朝廷委官派员的“审慎”戳破了,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无论京官边官,寻得都是一个钱字,真是不打自招,“文牒”虚设,可买可卖,哪里是什么“量才任用”。作者笔下讽刺的意味果然强烈。
        要获得最深刻的讽刺效果,著作者唯以“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语)为原则。徐芳用了“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十字,便写尽“盗守”深谙地方吏治之弊端,以“黠者”的廉洁、干练与才智,审公文,评时政,断讼狱,尽心尽职而政绩显著。无怪“雷人相庆”,僚属与监司使亦“咸诵重之”。对新太守的拥戴,即是对先前的太守和其他官吏有力的嘲讽与揭露。“盗守”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是真正的为民作主,而雷州人的拥戴也出自肺腑。地方吏治黑暗根本一条即在官民之间的对立,小说中暗含对比的讽刺,不夸不饰,似不经意,却已收到“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的效果。作者又格外将“盗宁”亲颁的一则“出禁游客”的条律单写,“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黠者”深知官场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痼疾。凡为官之道无不是裙带、网风随官升降迁徒,走到哪带到哪。以此颁律出禁。自然深得人心,“乃能严介若此”,“雷人益信服”。其实“盗守”这么做一为除官官相护之弊端,二在防备金陵人的识破真面目。其用心倒是十分明确的,然而一纸禁令对官场黑暗腐朽却击中了要害。可以想见州府衙之吏属、监司使们的惊谔。“盗守”所为不同于历届的太守,讽刺之巧妙便隐于这不言之中。若不是因为钦命太守之子千里寻父,致使“盗守”假冒之事暴露,那“黠者”还将继续施展其治理州邑的本领,而雷人也定然会愈加“信服”、“相庆”的。然而“雷之人”终究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既使“盗守”有如此政绩而深得民心,朝廷断不能容忍盗之为守。封建统治者与人民间的对立历来如此,作者的鲜明憎爱也在“械”“杀”声里跃然纸上,讽刺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作者细笔写“盗守”的败露被擒,叙述文字里并无贬褒之词,更不加臧否。“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也”。极平静的语句使人有意犹未竟之感。在那“于是”的后面倒应有许多话要讲:于是钦命新太守到任;于是尽变更“盗守”律例;于是吏治仍旧;于是雷人载道怨声……作者巧妙地收笔打住,任人去思索回味。而讽刺的力量却渗透纸背。
        小说以东陵生及愚山子的感叹作结语,虽有议论过多之嫌,却多有寓言的特点。作者肯定今之守不如盗:“其守而贤,犹愈他守也”,简直是对吏治弊端的大胆结论。对于称“盗守”为谋州郡之藏窃州人之财“以逸”,更以“今之守”,又有哪一个不是惯于此道比之更甚的大盗?其反驳嘲讽之意进射,真是一针见血。鲁迅说过讽刺是“本可以针砭社会的锢疾”,“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的,“盗守”一例所嘲讽的对象和揭示的方向正是小说的题旨所在。虽然,作者以“推其意足以砥守”来掩饰小说题材讽刺的内涵和指弊时政的现实意义,也表明作者身为明末遗民,虽入清而不仕,亦不脱其隐居山林而别有所图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小说选自《诺皋广记》,明末宋懋澄尚著有《侠盗》一篇,内容与此文类似。闽剧《炼印》亦由此演化而成,并拍摄电影,可见其传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