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道恂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薛道恂年二十二。少来了了,忽得时行病,差后发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后有一女子,树下采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钗钏著山石间。后还作人,皆知取之。经一年还家,复为人。遂出都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曾得病发狂,化作虎,啖人一年。”中兼道其处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以付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佛教自东汉时期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以来,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六朝时的皇帝均崇佛奉法,礼遇沙门。建寺造像、办斋设会、幸寺舍身、讲经著记成了日常功课。他们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授予佛教徒以特权,建浮图,免徭役、输米粟,以至寡后们削发为尼。并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广译佛典、大肆建寺、开凿石窟、雕塑佛像。著名的云岗,龙门、麦积山石窟即是从此时开始开凿的。
        佛教如此兴盛,在于它教人寄希望于渺茫来世,此时庶民百姓中迷信佛法亦很盛行。出家者极多,而在家的善男信女更多。为了逃避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黑暗,许多群众从佛教中寻求安慰,深信佛教的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六道轮回,善恶报应的佛家主张。再者,佛理玄奥精微,又很适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味,正好被文人援入清谈,魏晋时期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曹植、王羲之、谢灵运、颜之推等人都喜欢研究佛理,热心于建寺造像。正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中云:“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文人在纂史及编著作品时,也受到佛教经典思想很深的影响。
        《齐谐记》为志怪小说集,七卷,取《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一语以为书名,原书亡佚于赵宋。除《艺文类聚》、《北堂书钞》、《法苑珠林》、《初学记》、《白孔六帖》外,仅见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征引。吴均《续齐谐记》下云:“《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记》,今不传。”《古今图书集成》所引《齐谐记》均引自他书。
        本篇小说是作者受佛教的“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六道轮回,善恶报应”的思想影响,并以此做为主导思想而写的,说的是薛道恂发狂变虎,食人无数。后复人形仕官为殿中令,座中向人自述化虎食人一年,并述其姓名,遂后被受害人家属捉以付官,饿死在狱中的因果报应故事。行文中,作者并不宣教经义,而是靠形象去表达主旨,显得相当成熟。
        在《齐谐记》中人化虎事,不只“薛道恂”一条,还有“吴道宗母”条亦记此类事,条中云: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宗赁,不在家,邻人闻其屋中碰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班虎在其屋中……后一月日,便失其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母乌班虎,百姓患之……杀数人,后人射虎中膺、刺中其腹,虎还其家故床上……。
        可见利用人化恶虎,作恶杀生,最后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以此宣扬佛教的好生恶杀,善恶报应的教义思想,是东阳无疑惯用的表现方法。
        这种题材,对后世的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唐代李景亮的传奇小说《人虎传》及明代奇谈小说《醉醒石》中都有类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