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起

        《吴子·图国》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这也和《孙子·计篇》一样,把政治问题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
        《料敌》说:“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论将》又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料敌》列举了十三种可以发动进攻的情况,总的说明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论将》篇列举十一种因敌取胜的方法,总的说,是“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一句的注脚。《孙子·计篇》提倡“因利而制权”,吴起上述言论实际上就是孙武“因利而制权”理论的具体运用,也可以说在孙武的军事科学理论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
        《图国》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这一点,是孙武所不讲的。史称吴起“尝学于曾子”。又本篇篇首说“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则吴起这一观点当是受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论将》说:“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哉;约者,法令省而不烦。”这种说法,与孙武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不同。但也只是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不是根本性的不同。
        《治兵》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又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又说:“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吴起特别注意治兵。上述三段所说治兵之要领,既详细又具体,可补《孙子》十三篇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