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罗振玉

        罗振玉，初名宝钰，后改名振玉，字式如，又字叔蕴、叔言，号雪堂。“雪堂”原本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斋号，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文坛的抱负。老来他自署守残老人、贞松老人、松翁等。他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浙江上虞永丰乡人，后迁居江苏淮安。
        罗振玉4岁入塾读书，15岁回上虞应院试，中秀才。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起在乡间做塾师五年。1896年，他与蒋斧等人在上海办农学社，专门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述，并创办《农学报》。为培养翻译人才，他又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任教。1900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农务学堂监督。1902年，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次年入两广总办岑春煊幕，参议学务。1904年，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后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宣统元年（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罗振玉像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他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任。晚年衰老且病，于时事无所关与。死于旅顺。
        罗振玉在学术、文化事业方面主要做成了三件垂名青史的大事，
        先说第一件事。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刘鹗家当家庭教师，教刘的四个儿子读书，后来将长女嫁给了刘的四子为妻，与刘结成了儿女亲家。可是二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亲家，他们在甲骨学研究方面亦是志同道合的开拓者。刘鹗在王懿荣去世后，从王懿荣的儿子手里买下一千余片甲骨，并继续收购。罗振玉曾催促刘将其摹拓刊印出来流传，供士林研究。刘的《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时，他为之作序。在序中，他对刘与王没有一句奉承话，满篇都是考据文字。那时罗振玉已认为，龟甲骨片上的文字属于古代的占卜文字，并具体阐明了占人的灼龟与钻龟的区别和做法。只是那时仅考证“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证，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见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详，尚不能断定为殷墟之物耳”。刘鹗客死新疆之后，甲骨学上的研究，他即成主帅。他利用在清廷学部做官条件，开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他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胞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先后所得两万余枚。他后来曾撰有《洹洛访古记》，详细记录当时的收购情况和当地甲骨的出土情况。1915年，罗振玉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查，从刻辞中认出殷帝王名谥，恍然悟出它确为殷王朝遗物，沿这一思路继续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于此，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

        

罗振玉与王国维像

        他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分为考史、正名、卜法、余说四节，首次指出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为殷墟之所在，并肯定“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还考证出甲骨文字二三百个，使甲骨卜辞已初步可读。1914年，罗振玉又在日本写成《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已将上述一书的前三节扩展为八章，即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后人陈梦家作《殷墟卜辞综述》，说罗振玉的这本书“如此地把零碎而杂乱的卜辞爬梳成为可用的有条理的史料”，为后人利用甲骨文作商史专题性的研究指明了途径。
        罗氏在《殷墟书契考释》中多次引用了王国维的说法。王国维虽是在罗氏的指导下走上了研究古文字、古器物与古史的道路，但他比起罗振玉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释古史问题的深度、广度上都有更为突出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罗振玉在青铜器考古方面亦有很大成就。1930年他编成了《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选辑铭文1525件。此后，他又出版有《贞松堂吉金图》（3卷），共收铜器198件。对于罗振玉钻研国故的牛劲，郭沫若曾称赞道：“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 ^①王森然也有相似的说法，谓：“先生治学，缜密谨严，奄有清代二百余年、训诂、目录、校勘、金石之特长，而变化之。树一义，考一事，精赅无伦。其著述之量，虽稍逊于观堂，而观堂心得之富，创获之多，均直接间接得力于先生也。” ^②
        再说第二件事。1900年，莫高窟藏经阁被发现之后，一批批外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来，他们中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西和、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这些人从莫高窟买走了许多珍贵文物和经卷，却没有任何限制。1908年，法国的考古学家伯西和从莫高窟王道士手中买走了六千多件经卷写本。由于伯西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文本极有价值。伯西和在将这些珍贵文物运往法国前，在北京将其部分经卷文本装裱，并且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会。时任清政府学府参事的罗振玉看后大为震惊，又是羞愧，又是愤怒。不久，当听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还有六千多件经卷文本时，惊喜万分，他冒死上书朝廷，要清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存留下来的敦煌遗书。但此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连割地赔款都在所不惜，哪有心思顾得上保护经卷文物这等“小事”。为此，罗振玉一再苦口婆心向清廷要人道明自己的主见，流散的经卷文物已难以追回，但尚存的部分一定要妥善保管。在他的再三努力下，清政府终于下令当地府县查封莫高窟藏经洞，下拨上万两白银作为运费，将藏经洞内所剩经卷文本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随即组织力量进行了清理登记，编号造册，然后由学部移交给京师图书馆严密收藏。
        他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编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两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同时，对于流散的敦煌文献他也留心存购，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

        

罗振玉手迹

        第三件事。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官僚们就对清室档案打起了主意，决定将其变卖以补充教育部的经费。于是，放置午门和端门门洞里的共重15万斤档案装了8000麻袋，以大洋4000元的代价卖给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该店买得这批档案后，取去麻袋，渍水之后用芦席捆扎成包，由大车分送定兴、唐山两地以作重造纸料，同时又零星卖出不少。
        1922年2月，有人拿了朱批谕旨和题本之类的清代档案要卖与罗振玉的朋友金梁。金梁是清朝驻防杭州的旗人，也是个遗老。罗振玉联想起一个韩姓的古玩店里曾购买过题本、朱批等件，立刻认出这是大库的档案。同时他在北京市上也看到有“洪承畴揭贴”，“高丽王进贡表”等大量档案出售。于是，罗、金二人经多方询问，才知历史博物馆的大库档案已卖给同懋增纸店。罗振玉与金梁当即同往同懋增。此时，大库档案已运出半数。罗振玉以12000元的价钱将所留档案买回，把已运往定兴的运回北京，堆置彰仪门货栈，共占三十余间库房加五个大院，已运往唐山的运回天津罗家的库书楼。
        罗振玉买得这批档案后，延招十余人排目检视，发现有满蒙文的辽事例、金事例、元事例，都是秘稿史册，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等，都是有关边务战事的稿册，清初的档案多是开国要略，内有《太宗致朝鲜书》、《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天聪朝臣工奏议》等皆为沈阳故宫旧档。还有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题表档案。后来罗振玉根据这批档案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教育部出售历史博物馆档案一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这种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曾想把罗氏买得的这批档案收归国有，清史馆也向他商议收藏，但他没有应允。
        1924年，罗振玉把这批档案留下部分，余者又以16000元的高价卖与原清朝官吏李盛铎。此人也是一个清朝遗老，清末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又是一个古物收藏家。但不久，李氏也留下一部分，又把这批档案的大部分卖给了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7年，罗振玉把存留档案的一部分卖给了日本人松崎，共四十箱之多。北洋政府为此事还做了些官样文章以应付舆论，在松崎把这批档案运出海关后，内务部才下令海关要“严加查验”。
        罗振玉的思想受封建保皇势力的影响很深，这也与他后来在东北参与筹建伪满洲国有很大关系。戊戌变法中，他斥责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改革人士，表示“不与相征逐”，因此，他所办的《农学报》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垂青和支持，后来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保奏朝廷，他本人也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罗振玉身上沾染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旧习气，也做了不少“文人无行”的事，这对于一位著名学者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罗振玉的室名斋号很多，如“殷礼在斯堂”、“松涛盦”、“宸翰楼”、“楚雨楼”、“鲁诗堂”、“存拙斋”等斋号。这些斋号看上去，多与金石考古学相关，也有的与其政治立场有关，可说是他情怀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