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的双鉴楼

        傅增湘，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生于1872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傅增湘是我国女子教育的开拓者。自光绪二十七年，他以翰林衔调至北洋，六年中在天津创办了三所女学、八所女子小学。由于傅增湘办学的成就，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学部遵照慈禧皇太后兴办女学的旨意，开设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时，奏请傅增湘出任总理，同年九月又奉旨简授直隶提学使，仍兼京师女子师范总理。
        抗战时，傅增湘仍居北平，以校书遣日，日本人曾委以东亚文化协会副会长名义。抗战胜利后，隐居不出。
        傅增湘的斋名为“双鉴楼”，因为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是他的祖父傅诚传下的元刊本，另一部是他自己得之于端方旧藏的百衲本，是用六种宋刊残本配成全书的。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新建一区宅第，取苏东坡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藏园”，内有书斋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报素书屋等。
        傅增湘从祖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藏书，不过除一部元刊本的《资治通鉴》外，余者都是比较普通的版本，他真正有志于此，还是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事。当时他奉命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滞留半年期间，与杨守敬、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游，从此开始了四十年的书堆生涯。当时他从苏州获得生平第一部宋刊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又从杭州一家书坊网罗数百册旧书，甚至在议和完成回京的当天，上了“新铭”轮后又下船奔书市，等他与仆人抱了十几部书回转来，早已不见了船的影子。
        回到天津以后，傅增湘不时赴北京访书，以后索性定居北京。当时正值民初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贵胄故室藏书散出，转入双鉴楼中的不在少数，加上陆续自杨守敬、缪荃孙那里获得的一些珍本，由此奠定了双鉴楼的藏书基础。大约从1921年以后，傅增湘已是平津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他在北方书林的地位，可举一例说明。1923年秋，他以2400元获得张之洞的旧藏宋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曾使王国维连声嗟叹：“现有傅在厂中，万不能购得此类书矣！”“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可惜这部书不知何时自中土东渡，现为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并被列入日本国家保护重要文化财之一。

        

傅增湘油画像

        傅增湘的双鉴楼最突出的收藏，是为数颇多的宋版图书，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本书多达180余部，比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还要多。在近代藏书家中，没有第二人在前后不到二十年之内积聚如此多的宋本书，何况1929年以后他又不断有所收藏。1934年，傅增湘以1万元买进的宋刊《周易本义》14卷，算是历来收购古书的空前高价，他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以与他的此次豪举相比。
        虽然是耗尽家资且千辛万苦积累，1947年7月，傅增湘还是将双鉴楼所藏书中的373部，约4300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估计当时价值在3亿元以上，国民政府拨款4000万元作为象征性的奖金。1950年傅增湘逝世以后，长子傅中谟又先后将双鉴楼遗书中的480部，约3500册，及他生前所用文具28件，无条件地再次捐给北京图书馆。这批书中虽然宋本只有3部，但由于其余绝大部分是经傅增湘亲笔校跋过的，少部分则经他转录前人的校跋，因此这些书的价值并不在宋元古书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