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晚晴山房
1880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又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籍津沽，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进士，官吏部主事。筱楼有三子：嫡出长子文锦，早逝；庶出次子文熙，字桐冈，又字敬甫；叔同行三，系侧室王氏所生。李叔同出生时，父年已68岁，而生母王氏年仅20岁。他5岁时，父亲筱楼病故。
1898年，光绪帝变法维新，下诏定国是。李叔同正值志学之年，救国心切，刻“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以明志。他受谭嗣同等讲佛学影响，立志要“恩仇恩仇若相忘”，挽救众生出苦海。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往国外，叔同亦受康党之嫌，乃奉母携眷，避祸上海，赁居法租界卜邻里。不久加入城南文社。
1899年春，李叔同奉母移居上海青龙桥城南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庐，与许同居一处。许幻园题“李庐”二字赠他，他遂自号“李庐主人”。
母亲病逝后，李叔同到了日本，进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在此他除学习绘画外还潜心研究音乐。据他自己说：“一生研究艺术以书法、音乐二门最用力。”30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送别》、《春游》等曲即为他的作品。他在日本还与曾孝谷等人创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西洋名剧。春柳社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业余话剧团体，开中国人演话剧的先河。
李叔同七八岁时即能跟着家里的人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成年后，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他更加苦闷。1917年农历春节期间，他到西湖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马一浮亦陪同友人彭逊之来寺，从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李叔同与彭相识。正月初八日（1月30日），彭逊之忽然发心出家，由法轮长老为他剃度，释号安人（别署亚东破佛）。李叔同目睹这一切，大为感动，拜了悟和尚为师，取名演音，号弘一，做在家弟子。
李叔同于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离俗出家，九月到灵隐寺受比丘戒。当时他的友人马一浮居士送给他一部《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他读了以后，悲欣交集，发心学戒，希冀亲身去实践《华严经》之大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所说：李叔同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那一年李叔同39岁，有妻及二子，久居天津，他决心出家，并未告知。其留日归国所携日姬居上海，托友资遣；日姬求一见亦不得，绕房啼哭而去。
李叔同受戒后，范古农居士约至嘉兴精严寺小住。寺有佛学会，会址在寺的藏经阁。弘一法师为会中佛书加以检理，每部为之标签，以便检阅。住时虽短，会中得益良多。时颇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宝者，范云：“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于是弘一法师命购大笔、瓦砚、长墨，先写一对赠寺，凡求书皆应，出家后以笔墨接人，殆自此始。 ①
1923年，弘一法师重至衢州，仍居莲花寺。由于当代僧人推崇印光大师，于前代佩仰蕅益大师，而蕅益名智旭，因之弘一法师将居室命名为“旭光室”。为了纪念此次来衢，弘一法师在治行前朝，特请衢州名宿老儒吴明经书旭光室额，并撰《旭光室额跋》云：
余来三衢，为一谒宰官居士，惟治行前朝，尝过莴庐（一作硕果巷），乞吴明经书“旭光室”额。于时朝曦入檐，晨寒在袖。明经焚香扫地，举笔拜手而后落墨，曰：“吾书未工，诚意为贵也。”明经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考据性理之学，安德忘贫，不慕荣利。三衢多耆宿，君其首出矣。
1928年11月，丰子恺、夏丏尊、刘质平等7人发起集资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建筑住所。翌年初夏竣工。李叔同爱读唐李商隐的诗，尤对《晚晴》钟情。诗云：“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回，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他便用“晚晴”为山房命名，晚年自号“晚晴老人”。此后弘一法师常秋凉移此小住。夏丏尊回忆弘一法师的文字中说：“五十以后，喜用‘晚晴’称号，常自署曰‘晚晴沙门’或‘晚晴老人’。颜其白马湖之精舍曰‘晚晴山房’。” ①
弘一虽已出家为僧，但关心抗日，“念佛不忘救国”。还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 ①厦门陷落后，丰子恺曾邀他到内地避战乱，他回信说：“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将终生极乐……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纪念耳。……缘是不克他往，谨谢厚谊。”这几句话非常积极，丝毫没有感伤气。其中“犹如夕阳，殷红绚彩”正是“晚晴”二字的极好写照。
1942年，弘一回泉州百原寺，不久移居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同年10月13日，吉祥西逝于养老院晚晴室。
弘一法师圆寂前作偈诗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表达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到诸德圆满俱足，正当是“春满”“月圆”。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据叶圣陶的说法，“欣”字该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 ②这与取意于“人间重晚晴”诗句的“晚晴山房”的境界不正是珠联璧合吗？
弘一法师像
1898年，光绪帝变法维新，下诏定国是。李叔同正值志学之年，救国心切，刻“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以明志。他受谭嗣同等讲佛学影响，立志要“恩仇恩仇若相忘”，挽救众生出苦海。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往国外，叔同亦受康党之嫌，乃奉母携眷，避祸上海，赁居法租界卜邻里。不久加入城南文社。
1899年春，李叔同奉母移居上海青龙桥城南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庐，与许同居一处。许幻园题“李庐”二字赠他，他遂自号“李庐主人”。
母亲病逝后，李叔同到了日本，进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在此他除学习绘画外还潜心研究音乐。据他自己说：“一生研究艺术以书法、音乐二门最用力。”30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送别》、《春游》等曲即为他的作品。他在日本还与曾孝谷等人创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西洋名剧。春柳社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业余话剧团体，开中国人演话剧的先河。
李叔同七八岁时即能跟着家里的人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成年后，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他更加苦闷。1917年农历春节期间，他到西湖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马一浮亦陪同友人彭逊之来寺，从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李叔同与彭相识。正月初八日（1月30日），彭逊之忽然发心出家，由法轮长老为他剃度，释号安人（别署亚东破佛）。李叔同目睹这一切，大为感动，拜了悟和尚为师，取名演音，号弘一，做在家弟子。
李叔同于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离俗出家，九月到灵隐寺受比丘戒。当时他的友人马一浮居士送给他一部《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他读了以后，悲欣交集，发心学戒，希冀亲身去实践《华严经》之大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所说：李叔同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那一年李叔同39岁，有妻及二子，久居天津，他决心出家，并未告知。其留日归国所携日姬居上海，托友资遣；日姬求一见亦不得，绕房啼哭而去。
弘一法师墓
李叔同受戒后，范古农居士约至嘉兴精严寺小住。寺有佛学会，会址在寺的藏经阁。弘一法师为会中佛书加以检理，每部为之标签，以便检阅。住时虽短，会中得益良多。时颇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宝者，范云：“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于是弘一法师命购大笔、瓦砚、长墨，先写一对赠寺，凡求书皆应，出家后以笔墨接人，殆自此始。 ①
1923年，弘一法师重至衢州，仍居莲花寺。由于当代僧人推崇印光大师，于前代佩仰蕅益大师，而蕅益名智旭，因之弘一法师将居室命名为“旭光室”。为了纪念此次来衢，弘一法师在治行前朝，特请衢州名宿老儒吴明经书旭光室额，并撰《旭光室额跋》云：
余来三衢，为一谒宰官居士，惟治行前朝，尝过莴庐（一作硕果巷），乞吴明经书“旭光室”额。于时朝曦入檐，晨寒在袖。明经焚香扫地，举笔拜手而后落墨，曰：“吾书未工，诚意为贵也。”明经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考据性理之学，安德忘贫，不慕荣利。三衢多耆宿，君其首出矣。
弘一法师纪念堂
1928年11月，丰子恺、夏丏尊、刘质平等7人发起集资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建筑住所。翌年初夏竣工。李叔同爱读唐李商隐的诗，尤对《晚晴》钟情。诗云：“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回，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他便用“晚晴”为山房命名，晚年自号“晚晴老人”。此后弘一法师常秋凉移此小住。夏丏尊回忆弘一法师的文字中说：“五十以后，喜用‘晚晴’称号，常自署曰‘晚晴沙门’或‘晚晴老人’。颜其白马湖之精舍曰‘晚晴山房’。” ①
弘一法师涅槃瑞相
弘一虽已出家为僧，但关心抗日，“念佛不忘救国”。还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 ①厦门陷落后，丰子恺曾邀他到内地避战乱，他回信说：“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将终生极乐……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纪念耳。……缘是不克他往，谨谢厚谊。”这几句话非常积极，丝毫没有感伤气。其中“犹如夕阳，殷红绚彩”正是“晚晴”二字的极好写照。
1942年，弘一回泉州百原寺，不久移居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同年10月13日，吉祥西逝于养老院晚晴室。
弘一法师圆寂前作偈诗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表达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到诸德圆满俱足，正当是“春满”“月圆”。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据叶圣陶的说法，“欣”字该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 ②这与取意于“人间重晚晴”诗句的“晚晴山房”的境界不正是珠联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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