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求阙斋

        晚清名臣，当首推曾国藩。
        曾国藩正逢封建社会末世，在他青少年时代也如同其他读书人一样，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人情的阶段，最终科举成名。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以后，逐渐认识到晚清学风的空华，不能学以致用，开始关注“格物”和“诚意”的问题。“格物”就是指“致知之事也”；“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也”。那么，“物”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即所谓本末之物也。”他认为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格”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即物而穷其理”，就是如何为人处世，事事都要究其所以然，都要切合实际，见其功效。

        

曾国藩像

        在他的认识中，科举与“格物”、“诚意”之间又是通达的。他在青年时代功名心很盛，他承认，当时自己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相传曾国藩成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以此又羞又愤，“即日买车欲归”。后经多方劝慰，才使曾国藩回心转意，按时参加了朝考。后来科举考试的顺利更加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情绪。
        他原名子城，字居武，中进士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20岁时，怀着满腔抱负和理想，他改号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取其涤去旧日污垢，以求今日新生之意，无疑是表示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其后科名顺遂，朝向在翰林，更欲澄清天下，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从此更名“国藩”。
        他做京宦时期，就曾追随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讲习理学，修身养性，首尾十年，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事实上，他在很多方面也都带有理学家的特点。
        曾国藩年谱上说，他在36岁时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咸丰十年九月廿六日（1860年11月8日）曾国藩日记云：“是日因写手卷，思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汗辱之时。余之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曾国藩日记中有“求阙斋课程”，记：要熟读《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等。
        求阙斋的意思是，悔与“求缺”。从中可以体味到一种在同时代人物中难以找到的精神上的自我挑战。另外，《地藏经》上有“菩萨为说所求阙绝报”语，看来，他在取用“求阙”作斋号时一定汲取了佛学的思想。或说：他37岁时供职翰苑，上有祖父母、父母，下有弟妹，妻儿老小齐全，为罕见之天伦之乐，其号取求全于堂上，而求缺于己身之意。
        他出生在湖南山村，淳朴的民风，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这种态度，不但帮助他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也造就了其拙诚的气质。在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家书中，他写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威而不猛，柔而不弱，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正是他恪守真诚，圆融能达的绝大本领。

        

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下过一番做圣贤的工夫，而终未成为一位学问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和全国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使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学问了。后来他回顾自己的京师生活时说，本来想多读些书，与梅曾亮、何绍基等名士比比高低，“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薄书为缘，素植不讲”。就是说，他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已升为二品高官，从此，天天忙于公务，便把做学问的事丢到脑后，无暇过问了。
        他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将是不可能的。所以，颇能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的看法。
        曾国藩平生以西汉霍光和明代张居正自期，但因时代不同，功业相差甚远，并没有真正像霍、张那样位居中枢，统筹全局，而仅仅是力撑东南半壁，只留下一些用兵方略；儒术超过纪昀和阮元，但升大官太早了，临终没有留下什么学术著作。另外，他恐功大招忌，退身太速，可谓是个见机而行者。
        郭嵩焘为他撰墓志铭云：
        
         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尝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贤否。^①
        
        他由一个著名的理学家逐步演变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原因的。但是，在此之后，他并没有完全脱去理学家的故态，其他方面姑且不论，仅从他办洋务的指导思想上看，亦有不少地方是从理学家那里搬来的。例如：办理对外交涉坚持“坚信”第一的原则，“求富求强”讲究“铢积寸累”方式等等，实际上都是理学家的那套思想作风、修身方式在洋务活动中的运用。这对曾国藩来说可算是变中有常，万变不离其宗了。这是他思想上的又一特点。

        

曾氏故居

        他的斋号另有“八本堂”，其由来见他的《家中子侄谨守家训》，曰：“余日记册中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即不撒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必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中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与余之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二日（1842年11月24日）他的日记中记其书写“八本匾”，如何，如何。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1860年5月8日）日记中记：“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可见“八本堂”之号在“求阙斋”命名之后。
        曾国藩的又一斋号是“思云馆”。1856年上半年，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都入太平军之手，他哀叹“疆土日狭，饷源日竭，省会成坐困之势”。这一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给了曾国藩重整旗鼓之机。1857年2月，其父去世，当时与太平军的战事正酣，他偕弟曾国华脱离战场，回籍奔丧，7月间，他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意在感铭皇恩浩大，以表对朝廷的“忠义血性”。此后，他在书信中几次提到它。见《后辈子侄宜教之以礼》等件，多嘱家人在思云馆外屋后山上“须添种王瓜竹”，“多栽新竹”，为的是“夏月，思云馆中可生凉风”。

        

曾氏故居局部

        另外，他还有“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绵绵穆穆之室”等斋号。其中蕴含着理学的意味。针对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封建礼教日趋淡化，晚清政治腐朽、黑暗的现实，他很本能地把“隆礼”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他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曾氏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古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充分肯定了封建教育对推行“礼治”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曾国藩看来，清朝社会风气的转变，气节的树立，政治颓势的挽回，全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晋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会，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他甚至认为，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都是理学的胜利，终未改变其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