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魏晋时代的道家之学。所谓 “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实际上是道家之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故又有 “新道家” 之称。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 “三纲五常” 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 “安身立命” 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剖析妙理,当时人称之为 “清谈” 或 “玄谈”。据清代学者赵翼 《廿二史劄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源起于何晏、王弼等人。何、王都是当时的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清谈名士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 (麈: 类似鹿的动物,其尾可用作拂尘),一边侃侃而谈,故后来有 “挥麈而谈” 这句成语。清谈的话题大都围绕着《老子》、《庄子》 和 《周易》展开,而这三部经典因其玄妙深奥、匪夷所思,便被清谈家称为 “三玄”,“玄学” 之名就由此而来。但 “三玄” 不过是个话题,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性与情、形与神、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的清谈都与国计民生无关,因此就有 “清谈误国” 之类的说法,甚至将亡国之祸都归咎于玄学家的清谈之风。如儒家学者范宁 (著 《春秋谷梁传集解》) 就说: “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但魏晋本来就是乱世,学者故作玄远,也有避祸的意思。唐代官修的 《晋书》 这样评价魏晋之际的玄风: “学者以 《老》、《庄》 为宗,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 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 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 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这不过是清谈的流弊。其实,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和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上的 “安身立命” 之地。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才有魏晋时代对人性的自觉和个性的解放。当时以玄学名家的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裴頠、郭象等,不管唯心也罢,唯物也罢,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哲学家。何晏的 《论语集解》、王弼的 《老子注》和 《周易注》、郭象的 《庄子注》,直到今天,也是被学界视为权威的注本。何晏、王弼的 “贵无论” (万有生于 “无”,以无为本) 和裴頠、郭象的 “崇有论” (万有皆自生,以“有” 为本),为习惯于 “三纲五常”伦理思维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虽然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却是哲学的智慧。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是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宣言以及 “非汤武而薄周孔” 的举动,直到现代还闪耀着自由精神的异彩。事实上,魏晋之间在玄言清谈影响下所形成的放达人生和洒脱风气,千百年之下,仍自有其魅力。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渐归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