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

        唐史 论家。字子玄,彭城 (今江苏徐州) 人。他出生于官僚世家,从小受到正统的文史教育。十二岁前,父亲为其讲完 《左传》,十七岁前,遍读 《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各朝史。二十岁考中进士,被派往河南某县任主簿(文书一类的职务),官位低下,才无可施,只好继续潜心史学。当时已是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刘知几曾作《思慎赋》 以刺时,劝告士大夫“知止足,避嫌疑”,应 “以道德(老庄) 为介胄,忠贞为剑履”。他曾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撰修国史的工作。他主张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坚持善恶必书,与把持史馆的武三思等人发生分歧,最后只好退出史馆。他致书当朝宰相,指陈史馆的五大弊端,认为这种修史制度束缚了史官的手脚,使其 “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他指出,史家不同于文士,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被后代史学家奉为座右铭。他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撰写成书,这就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史通》。《史通》原为五十二篇,现存四十九篇,实际上是专题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为 “内篇” 和 “外篇”两大部分,前者讨论史籍体例和编纂方法,后者论述史官沿革、史籍流传及古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部总结性的论著,对史学家来说,具有指点迷津、破除陈见的意义,故同时人徐坚见到 《史通》 后就说: “为史氏者宜置之于座右也。”刘知几在 《史通》 中说古论今,有许多精辟大胆的见解,如在《直书》、《曲笔》篇中提倡 “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以 “曲笔阿时”、“谀言媚主” 为史学家的耻辱。并引用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句古语,来控诉历代暴君权臣对史学家的压制迫害。在 《疑古》、《惑经》 篇中提出 《尚书》有可疑之事十条,《春秋》有未晓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认为孔子所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不应成为修史的标准。在 《载文》 篇中严格区分文学语言与历史语言的差别,认为文士替帝王撰写的诏书政令多不符实,如 《三国志·魏书》 载《檄吴文》 称: “孙权小子,未辨菽麦”,就是造谣诬蔑,而 《晋书》载魏元帝禅书和晋武帝让表,也是文臣笔下生花,不应载入史籍。总之,刘知几在 《史通》 中处处表现出史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史学家 “自觉意识” 的觉醒,也是中国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