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的燕子龛

        苏曼殊，幼名子穀，后更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世称苏曼殊上人，亦有燕子山僧之号，另有署名燕影生、燕影等。1911年，他的第一部专集《燕子笺》英译本出版，所名“燕子”或源于“燕子龛”，其作品中小品、笔记多题署为“燕子龛随笔”。汉扬雄的《方言》中曰：“、龛，受也。齐楚曰，扬越曰龛，受盛也。犹秦晋言容盛也。”后作放佛像或神主的小阁。用在斋号上，仅见于晚清吴大的“郑龛”等少数，不在常用之列。据文公直撰《苏曼殊大师传》，癸丑（1913年）十二月《致刘三》书，其文末署“燕影伏枕上言”。
        苏曼殊的身世和人生经历就像他的斋号一样，附带在他身上的过于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会令人觉得扑朔迷离。按柳亚子的说法，“神龙见首不见尾”，“贤者不可测”。柳文说：

        

苏曼殊像

        
         他实在是一个完全的日本人，不过在5岁时就跟他的义父香山苏某来到广东，所以便变成广东人了。他到广东以后，他的义父不久就死去，家里的人很排斥他，他生身的母亲又远在日本，真是举目无亲，零丁孤苦，甚至于去做和尚，所以人家就叫他“苏和尚”。但他做了和尚以后，又重新还俗，到日本找他的母亲去，“苏和尚”于是又不做和尚了。^①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广东香山县人，苏曼殊出生时父亲正在日本经商，是横滨万隆茶行的买办。父亲有一妻四妾。第一个妾是日本人，名叫河合仙，在横滨时，曾雇了一个下女，姓名没有人知道了，据家人回忆，此女被叫做“贺哈家”的音，在日语或可译为“若子”，后来做了苏杰生的第三位妾。1884年，“贺哈家”生下一男婴，就是苏曼殊。但产后不到三个月，她就跑回她的老家去了，以后不知下落。苏杰生把男婴交给河合仙，要她抚养。所以，苏曼殊便将河合仙当做自己的母亲。待他成人后对河合仙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同时，他对于自己的血统，是十分怀疑的，由怀疑而假设，便产生了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潮音跋》和《断鸿零雁记》中所描述的故事。这就是他所谓“身世有难言之恫”的原因。后来，他的从弟苏维禄曾以通信询问过目击当时情形的苏杰生的第二妾大陈氏 ^②，知道他并不是河合仙的亲生儿子。
        1889年，苏曼殊随嫡母黄氏回广东原籍沥溪，转年入私塾读书。在苏氏那样的名门望族中，他因庶出，且生母为“倭人”，所受的歧视冷遇是可想而知的。又过了两年，父亲因经营失败，和第二妾大陈氏从日本横滨还归故里，住了三年，又同到上海。父亲并不把他带去。只是等到1896年，他始随姑母到上海，和父亲及大陈氏同住。此时，父亲听了大陈氏的话，和河合仙绝缘。他不得不到上海姑母家寄食。幼年生活的颠沛流离，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痕，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投下了阴影。
        1898年，苏曼殊得其表兄林紫垣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在横滨，他入华侨所办的大同学校。这段生活非常清苦，他住在最低廉的宿舍，日以白饭充饥，夜里连用于点灯的钱也没有。1902年，他毕业后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是年秋，冯自由等组织青年会，他加入其中，“至为乐从”。此事为表兄林紫垣得知，大怒，中止了对他的津贴。后赖侨商保送，他于1903年转入成城学校，得官费资助，才免于辍学。不久，又毅然参加了拒俄义勇军。此时他的革命思想已渐渐成熟了，经常在何香凝住所参加革命党人的秘密聚会。

        

苏曼殊像

        这是他思想最亢进的时期，他的诗表现出欲挽救颓势的激昂情绪。“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绞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潇潇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他讴歌鲁仲连力主抗秦和荆轲刺秦王的壮举，显然意在激发“排满革命”的豪情壮志，同时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
        苏曼殊归国后，林紫垣逼他回广东。谁知他一到上海便留住下来，假造了一封遗书，写给这位表兄，说是要投海自杀。此后他去过苏州，做过吴中公学社的教员；又到过上海，在《国民日日报》社当翻译；后又赴香港，他愤于保皇派猖獗，决心暗杀其头目康有为，为陈少白劝阻，才未实行。后不知受到了何种刺激，突然离港。数月后友人再见到他，已削发，据说是他在惠州的一个破寺内投师落发，从此做了和尚。
        他从香港再到上海，决定了南游的计划，到过暹罗、锡兰等处，开始学习梵文。不久归国，从事于教读生活。到长沙两次，任实业学堂、明德学堂教员；到南京任陆军小学教员；到芜湖任皖江中学教员。他出家后，更像是燕子，飘然一身，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表面上，他是一个看破红尘的行脚僧，实际上他的心始终与他献身过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连，是人们公认的“富有革命思想”的教员。
        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发起组织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他成为该社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诗，和谐而恬静，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同时流露出一种身不由己的哀怨愁绪。他的小说，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六部。另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书，其中很多内容出于他的创作。1909年，他第二度南游，先到新加坡，后到爪哇的喏班，在中华会馆住下教书。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海外。这时他正在南洋教书，立即将书籍衣物全部卖掉，积极筹备旅费赶回上海。临行前，他给柳亚子写信，其中有诗两句说：“壮士横刀看草墩，美人挟瑟请题诗。”又写道：“遥知亚子此时乐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之手。诗人的热情冷却下去，作品也日益消沉。1912年旧历二月，他在上海除了在《太平洋报》上发表《断鸿零雁记》，便天天躲在窑子内吃花酒。
        1912年冬天，他开始去安庆高等学校教书，并和孙中山、戴季陶等来往，在他们的机关报《民国杂志》上发表小说和随笔。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都有他的稿子发表。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他发表《讨袁宣言》，声讨袁贼“擅操屠刀，杀人如草”，表示自己虽是世外之僧，也将奋起与之战斗到底。
        1914年，他再渡日本，后又远涉泰国、新加坡、锡兰、爪哇等地，访名刹，游山水，讲学问，四海为家。
        苏曼殊是一个奇才，通晓英文、日文、梵文，其中最好是梵文，次之才是汉文。据说他在短短的十五年里，著述达30种以上。他能诗擅画，有《苏曼殊上人妙墨册子》存世。他是和尚，却崇拜雨果、拜伦；他没有正式加入革命党，他的朋友却多是革命党人，他们连开秘密会议也不瞒着他；他一生浪迹天涯，流连山水，似乎对一切都漫不经心，却“名满天下”。
        至于他的诗，郁达夫曾说：“苏曼殊自是绝顶聪明人，他做诗功底并不很深，但能吸收众长，善于融会贯通，也就是善于化。他除深受李太白的影响外，也颇取法于陆放翁、龚定盦辈，即如他那首著名的小诗《春雨》，很可能是从黄仲则的‘独立桥头’转化出来的，不过黄仲则表的是静态，苏曼殊写的是动态，所以读起来后者的形象较为鲜明，境界也更为清新些。” ^①
        苏曼殊将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拜伦、雪莱、屈原、李白、李商隐、李贺；另一类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朗费罗和杜甫。他认为拜伦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是“灵界诗翁”，绝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所谓“国家诗人”）所能比拟的。 ^②由此来看，他对浪漫主义诗人相当推崇，这也是南社多数诗人们崇尚灵性和“至性之作”的艺术审美倾向的反映。
        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有一天却又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据柳亚子的说法，他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喝起来，以求速死。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却被社会的巨大压力挤压成一个“无端欢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的畸形人，难怪他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低沉的情调，为人处事有时也如痴似狂。有人却将之誉为名士风度，真无异恭维残疾人的步履艰难为婀娜多姿。
        1917年旧历闰二月，他再去日本，匆匆还来。此时苏曼殊肠胃病已很重。这一年的秋天，和蒋介石、陈果夫同住上海白尔路新民里11号，冬季进海宁医院，疗治不甚得法，后移住广慈医院。1918年5月2日，苏曼殊殁于上海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苏曼殊的身后之事，由汪精卫和孙中山商量，筹到一点款子，为他筑墓于西湖之孤山。柳亚子后来作《西湖谒曼殊墓有作》，云：“逋亡东海思前度，凭吊西泠又此缘。安得华严能涌现，一龛香火礼狂禅。”自注：时议建燕子龛于墓侧。燕子龛者，苏曼殊所以自名其漂流无定之住处也。西湖孤山的苏墓背面是葱郁的树木，面对着西泠桥。桥畔荷花盛开时，便有香味阵阵吹来，似可聊慰诗人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