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仁义，礼

        我认为仁义也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但与“时”比较,则“时”是基本的,而“仁义”是从属的。这一点,从《易 ·说卦传》所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来比较,不能不处于第二位。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在《论语》里谈到仁的地方也确实很多。但在《论语》谈义的地方也不少。只是不见有仁义连用罢了。有人说,仁义是孟子的专利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庄子与孟子同时或稍前。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今在《庄子》三十三篇中,可以看到有十七篇言及仁义,已超过半数。特别是《天运》说:“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天道》说:“孔子曰善。往见老聃……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让王》说:“今丘抱仁义之道。”《渔父》说:“孔氏者……身行仁义。”如果只有孟子始言仁义,为什么庄子如此攻击孔子的仁义,而且假托孔子说“要在仁义”呢? 不仅如此,在《论语》中,虽然不见有仁义连用,但孔子总是把“出则事公卿”与“入则事父兄”、“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并列在一起。从实质上看,这不也是仁义连用吗? 所以,孔子在《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孔子思想在人道,亦即人生观方面以仁义为核心的确凿证明,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什么是仁义? 由于孔子在《论语》里,语及仁义多是随方施教,没有作过正面的、确切的诠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后人总是众说纷纭。例如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朱熹说: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义是“心之制事之宜”。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孔子立说的本意。我认为对于作为孔子思想核心之一的仁义的最全面最精确的诠释,莫如《中庸》中孔子答“哀公问政”一段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段话对于仁义包括礼三者的内容、特点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阐释得非常全面而精确。
        首先说,“仁者人也”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人和仁本来是一个字,后来由于历史发展,仁自人分化出来,但仍不能不保留原有的含义。这里的“仁者人也”的人字,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仁的产生,二是说仁的适用范围,都只限于人类。《庄子·天运》说:“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庄子说“虎狼,仁也”,实际上是对孔子言仁的故意歪曲,借以反对孔子。虎狼固然是父子相亲,但是,它不能把这个相亲推广于全体兽类,而仁则不然。《论语·泰伯》说:“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人类能把“父子相亲”的“亲”推广于全体人类。所以,庄子说“虎狼仁也”,是不对的。《论语·乡党》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又《颜渊》说:“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其范围只限于人类。后世有人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不是孔子的观点。
        “亲亲为大”则是说仁的适用范围尽管是全人类,但“亲亲”最为重要。因为“亲亲”是仁的起点,仁的原动力。不能“亲亲”而能亲一切人,是所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义者宜也”是什么意思呢? “宜”的意思是合适,恰当。“义者宜也”的意思是说处理事物合适、恰当就是义。所谓合适、恰当,有没有标准?标准是有的,但不固定。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所谓制宜,实际上是要求主观与客观能达到一致。客观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在主观上处理时,也要符合客观上的实际情况,而不应千篇一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所说的“比而同之”,就是不宜,也就是不义。
        “尊贤为大”是什么意思?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尊贤”与“亲亲”不同。“尊贤”讲的是义,“亲亲”讲的是仁。讲义所重在社会,讲仁所重在家庭。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上就不讲仁,在家庭中就不讲义。《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实正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尊贤为大”,意思是说义的范围所包甚广,不以尊贤为限,但“尊贤”是义中的头等大事。《礼记·仲尼燕居》说:“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这是义的范围不以尊贤为限的证明。
        “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远近等级上的差别。《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可以看作“亲亲之杀”的注脚。郑玄说:“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郑说是对的。
        “尊贤之等”,是说人的贤才有高下,表现在职位上也应有尊卑贵贱等等级上的差别。《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荀子·王制》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从上述两段引文,对“尊贤之等”的实际和理论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礼所生也”,是说礼就是由仁的亲亲之杀和义的尊贤之等产生出来的。所以,礼不是别的,它是仁义的表现形式。《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离娄上》说:“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都是证明。孟子所谓“斯二者”就是仁义,所谓“节文斯二者”就是说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关于节文的意义,明见于《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 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这里所说的“三年之丧”,就是礼。所说的“情”,指内容。所说的“文”,指斩衰之服。所说的“节”,指丧期三年。总之,“节文”是形式,而“情”为内容。可见孟子所说的“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正是说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
        仁义作为一种事物,也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这个发生发展过程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尚书·尧典》说:“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个“五教”是什么呢?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是“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孟子·滕文公上》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我认为从真实性来说,《左传》对。因为在尧舜时代国家还没有产生,它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社会,在家庭间强调父母兄弟和子的义务是合理的。然而孟子的说法也不见得没有道理。因为在战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家庭,加入了君臣、夫妇等等关系,故孟子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孟子屡次提到“人伦”。于《孟子 ·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同篇又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于《离娄上》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于《离娄下》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什么是“人伦”?古人所说的“人伦”,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社会存在,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使社会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就不能不讲求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所讲的仁义,是孔子用以处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工具。《论语·里仁》说:“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个“忠恕”,也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忠恕”是孔子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忠恕”的内容则是仁义。所以,曾子把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并不算错。只是孟子所说“孔子,圣之时也”更为深刻,更能抓住孔子思想的本质。
        由于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所以,仁义同礼来比较,仁义是抽象的,礼是具体的。我们要了解仁义,最好是先了解礼。古人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①人的所有一切语言行动都有礼作为规范,非常繁缛。然而大别之不过八种,即《礼记·昏义》所谓:“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在这八种礼当中,最重要的则是丧礼。在丧礼当中,最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莫如丧服。《礼记·大传》说:“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郑玄说:“‘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说明在丧服当中所反映的基本内容是亲亲、尊尊,亦即仁义。又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开篇引孔子的话说:“《春秋》以义。”于《自序》又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可见孔子作《春秋》是专用以反映他思想中的义的。《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尊尊,也就是义,与《史记》所说的并无二致。我们看《春秋》里记述事实所遵守的原则,如“据鲁,亲周,故殷” ^②,“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③,“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⑤,等等,都是“《春秋》以义”的具体表现。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虽然是仁义,但是在仁义当中他特别强调“仁”则是事实。例如《孟子·离娄上》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论语》里谈仁的地方也确实比较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孔子虽然生在春秋时期,但从他的学术思想来说,则如《中庸》所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有得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思想较多。因此,他强调“亲亲”,强调仁,亦即强调血族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在孔子后,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礼,韩非则特别言法,这都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劳动愈发展,血族关系的支配力量愈减弱。也就是说,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从总的趋势来看,应是阶级关系不断加强,血族关系不断削弱。所以,孔、孟、荀、韩各家思想的侧重点不同,应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去找原因,而不要仅仅归结为个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