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北 宋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 人。出生在显宦世家,据说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裔孙。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听人讲 《春秋左传》,就非常入迷,回家后还能复述其大义。“司马光砸缸” 这个后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真实故事,在当时就被人绘成了图画。二十岁时中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以敢于直言著名,累官至知谏院,兼史馆修撰。司马光年轻时就有编撰一部简明通史的念头,四十五岁时开始动手,到全书修成时,年已六十有五。这部给司马光带来不朽声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集中体现了传统史学的基本观念,即将历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故其主要线索是自战国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这当然是 “古为今用”,甚至可以说是 “遵命史学” 或 “御用史学”。但是,司马光既不是以历史来牵强附会现实政治,也不是以历史来图解或阐释 “圣旨”,而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再现古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去揭示历代王朝的兴亡之谜,从而使 《资治通鉴》 这部“政治工具”式的编年通史,即使在最挑剔的考据学家看来,也无懈可击。据说,司马光编撰 《资治通鉴》 留下的草稿,竟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同时也是政坛名流,素以稳健著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保守”。现代中国人多将“保守” 当作贬词,于是认为司马光是思想僵化的 “老顽固”。其实不然。谙熟历史的司马光对当朝政治包括王安石变法,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在新法推行之初,他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并预言后果将会如何,后来大都得到事实证明。宋神宗曾请他出任枢密副使,他提出的条件是停止新法,否则不敢受命。这种先见之明与独立精神,在当时就被人叹为 “真宰相”。王安石当政期间,司马光退居洛阳,全力编撰《资治通鉴》,但其人其事已经广为民间所知,人称 “司马相公”。神宗驾崩,司马光赶赴汴京参加丧礼,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说: “这就是司马相公!” 所到之处,百姓夹道聚观,请求他不要再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宋哲宗即位,两宫太后当政,司马光被拜为宰相,迅速废止了全部新法,受到朝野普遍的拥护。司马光为人严谨,进退有节,颇有大家风度; 生活俭朴,在洛阳居住的房屋,仅避风雨。自从出任宰相后,日理万机,不舍昼夜。他身体虚弱,有人劝他说: “诸葛孔明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因此得疾。公应该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 “死生,命也。” 直到弥留之际,他已神智不清,但说的还是朝廷天下事。司马光死后,汴京罢市,举行吊唁。民间有画工将其遗像刻印出售,非常畅销,许多人家中都挂有一幅。司马光所以受到百姓如此爱戴,并不是因为他编撰了 《资治通鉴》,而是因为他的人格。司马光曾说: “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 宋徽宗时,蔡京擅政,新党复辟,将反对新法的大臣一一开具其名,名曰 “奸党碑”,下令全国都要刻石立碑。长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匠,被请去刻碑,当他听说 “奸党碑” 中有司马光时,便说: “我是一个愚民,固然不知立碑的意义; 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而且要我刻在石碑上,我于心不忍。”官府要加罪他,他流着泪哀求说:“此事我不敢推辞,但我请求不要在碑上镌上刻工的名字,我怕的是得罪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