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的时代
在老子的年代这一问题上,晚近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见解,直到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论列,只就比较重要的略谈一谈。
首先,请把《史记·老子列传》录出,因为这是记述老子事迹的最重要的材料。全文如下: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五印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上述文字,依我看,“莫知其所终”句以前是《史记》原文;自“或曰老莱子”以下至末,则为读史者附记的异闻,后因辗转抄写,误混为一。理由如下:
1.“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二语,上下无所附丽,显然是摘取史公叙传中语,汇抄于此。 ①
2.周太史儋之语见于周、秦《本纪》,又见于《封禅书》,此处云云,即由彼处抄来,所说“史记周太史儋”的“史”字,即指《史记》本书而言。
3.《仲尼弟子列传》序,老子与老莱子分述,证明司马迁并不怀疑老子与老莱子为一人。即此处说:“老莱子,亦楚人也。”也是认为老子与老莱子为二人。把老莱子阑入老子传中,明系读史者所为无疑,盖也是附记于末,以备参考。
4.“老子之子名宗”一段文字,应是自某氏谱牒录入。《汉书·张汤传》赞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不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可见汉世叙述世系,已多传会,马、班不取,正见其卓识。“老子之子名宗”一段文字定非《史记》原文。后人不察,反以此段文字为可靠,用它推算老子年代,竟得出老子是战国人的结论,实属大误。
近人不相信老子是孔子前辈,不相信《老子》是老聃作,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下述几点:
1.《老子》反对礼,与《礼记·曾子问》所述老聃语思想不一致;
2.《墨子》和《孟子》书中未谈及老子;
3.《老子》书有“偏将军”、“上将军”,不是春秋时制度;
4.《老子》提到“仁义”、“尚贤”,故应在《墨子》、《孟子》以后;
5.《老子》“离”、“儿”、“疵”、“为”、“雌”、“知”为韵,与《楚辞·九歌·少司命》以“离”和“辞”、“旗”、“知”叶及《韩非子·扬权》以“离”和“知”、“为”叶相合,与《周易》和《诗经》的“为”、“离”皆在歌韵,“为”必读譌,“离”必读“罗”不合;
6.战国前无私家著述。
其实上述这六条理由都有问题,都不能用做确定老子年代的根据。兹逐一剖辨如下:
关于第一条理由的提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反对礼的人一定不精通礼。其实,这一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应当说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是辩证地看问题,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事实上,历史里有很多精通某种学说或制度的人却正是反对这种学说或制度最有力的人,这不但不奇怪,倒是很合理的。因为这样正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体的历史并不是“较若画一”,而是充满矛盾的。“五四”以来,文学上的改革,应推鲁迅为大师,如果认为鲁迅不懂旧文学那就未免可笑。老聃的懂礼应看作与鲁迅旧文学同例。只有盲从的人才对他所不懂的东西努力加以反对。肯定说老子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是盲从的人,因此他既精通礼,同时又反对礼,这一点也不奇怪。
关于第二条,《墨子》和《孟子》里不谈老子,这只能说老子学说在当时影响不大,不能证明老子的人与书不存在。老子学说所以影响不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不似孔、墨之栖栖道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聚徒说教,为当世显学。
关于第三条,《老子》书里有偏将军、上将军,这跟《史记》里有扬雄语一样,都是后人窜入的。这个问题早在王弼注老子时即已看出 ①。明焦竑《老子翼》引王纯甫说也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义疏浑入于经者,详其文义可见”之语。经注混乱,古书多有,戴震校《水经注》即以能辨别经注得名,我们怎可据《老子》书有“偏将军”、“上将军”便断定它成于战国时呢?《史记》有扬雄语(司马相如传赞),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说《史记》作于东汉,司马迁为东汉人吗?
人们提出来第四条理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即“尚贤”是墨子的新发明,墨子以前不会有人提到“尚贤”,“仁义”是孟子的“专卖品”,孟子以前不会有人提到“仁义”。其实这也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孤立地看问题,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只看到墨子和孟子两家学说的特点,而没有看到他们还须以前人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材料为前提。所以,以“尚贤”为思想核心,特别地强调它;以“仁义”为思想核心,特别地强调它,这是墨子、孟子所独有的,至于把“仁义”或“尚贤”这两个字连缀在一起来用,则不能认为此前绝对不会有。因为墨、孟的思想就是从既有的思想材料中发展而来的。推类而言,老子好说“道”,孔子好说“仁”,荀子好说“礼”,韩非子好说“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他们的独创,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些独创的东西,是离不开其先行的思想材料的。如果认为老子以前不会有人说“道”,孔子以前不会有人说“仁”,这不但与事实不符,在理论上也是不许可的。实际周代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尊尊”、“亲亲”并重。“亲亲”为仁,“尊尊”为义,“尊尊”包括尚贤在内。“尊尊”、“亲亲”思想表现在等级制度上,即是礼。孔子言仁,孟子言仁义,基本上是对旧有制度持拥护的态度;老子反对礼,墨子强调尚贤,基本上是对旧有制度持改革的态度;各家所使用的名词概念,尽管在内容解释上容易有某些出入,但应该肯定,这些都是原来就有的,不是某一个人所新创的,而且也不可能新创,因为他们的创造工作不能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而是必须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既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
关于第五条理由的提出,是根据这一前提,即古韵“离”、“为”在歌部,今韵“离”、“为”在支部,而屈原赋正是处在转变的交界。实在,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第一,这是认为字的音读不同,仅仅由于时代不同,别无其他原因。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承认,方国不同也是音读不同的原因之一。第二,用屈原赋作例证,肯定了战国中期以后,“离”、“为”二字有读入支部的事实,这是对的。但是,即在这里画一道线,说“离”、“为”二字读入支部是由这时开始,这就有问题了。因为音读的变化不是突然的,很难在哪里画定一条界线,纵令勉强画一条界线,这条界线画在屈原赋时,也是没有根据。因为古文献流传到现在,只是原来的很小一部分,而这很小的一部分中,有韵的,并确知其应读入某韵的字又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例如“离”字,今天能确知其音读的,在《易经》里只二见,即离卦九三:“日昃之离”和小过上六:“飞鸟离之”;在《诗经》里只三见,即《新台》的“鸿则离之”,《黍离》的“彼黍离离”和《湛露》的“其实离离”。“为”字,今天能确知音读的,在《易经》里只一见,即革卦初九象传:“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在《诗经》里例子较多,凡十见,即《北门》、《相鼠》、《兔爰》、《缁衣》、《泽陂》、《北山》、《凫鹥》、《抑》等诗(《北门》三见)。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说当时一般都把“离”、“为”二字读入歌部,不能做全称肯定,更不能说从《易》、《诗》的时代起,到屈原赋中间,“离”、“为”二字都读入歌部,因为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绝大部分还空白着。韩非子说过“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我们要想不犯愚诬的错误,就不应该说“离”、“为”二字音读由歌转支是由屈原赋开始的。 ①因而这条理由是不能决定老子的年代的。
至于第六条战国前无私家著述这个命题,只能由《老子》是战国前的私家著述这个事实而被否定,它没有否定《老子》是战国前私家著述的效力。提出这条理由,显然是想利用丐辞以诡辩求胜,最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还有人据《史记》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一文说“道家后起,故能乘各家之长”,这个说法实误解了司马谈的原意。司马谈原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这一段话,主要在说明道家“无不为”,而这个“无不为”乃是“无为”的结果,而不是“有为”的结果。如果把“因”、“采”、“撮”等字看得太死,说道家真的曾经向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习过,那就与道家的根本思想——无为,相违背,那就大错了。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现在所有的以为《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一书的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 ①。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人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来。越是有这种情况,案情就越是重大可疑。正直的人,只应穷个究竟,为雪沉冤,而不能草率定谳,使构陷者快意。
其实,《老子》书是老聃所作,理由在《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并在《内储说》下和《六反》两篇中引《老子》书中语,俱标明老聃,已得到确凿的证据。其他先秦书,如《荀子·天论篇》说:“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是也。”二书所说的老子或是老耽,审其思想可断言即是韩非子所说的老子或老聃。
又,《吕氏春秋·当染》说:“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老聃一名,又见于同书的《贵公》、《去尤》两篇,按其思想也与韩非子所言老聃一致。《庄子》书里称述老聃处更多,并有孔子与老聃对话计七次。 ①诚然,对话的内容,未必实有其事,因为《庄子》书是“寓言十九”。但是老聃和孔子这两个人物,则毋庸置疑,因为《庄子》书是“重言十七”,只强调《庄子》的“寓言”,而忘了或故意隐瞒《庄子》的“重言”,把《庄子》里的老聃看作是子虚乌有,这是不公允的。
《礼记·曾子问》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说孔子问礼于老聃,如与《吕氏春秋·当染》和《庄子》诸篇参证,这个事实自属可信。《庄子·天下》所撮述的老聃思想和一些词句,如与今行世的《老子》书相核对,知是一书无疑。总之,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老子》书的作者和年代,这个问题,实际在先秦诸书,已有确切的解答,仅仅是详略互有不同,找不出一条相反的证据。我们如果还肯重视证据,就没有理由说上述诸书记载完全不可靠,独有我们的主观臆测可靠,那么,《老子》书是老聃作,老聃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这个事实实不容怀疑。
首先,请把《史记·老子列传》录出,因为这是记述老子事迹的最重要的材料。全文如下: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五印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上述文字,依我看,“莫知其所终”句以前是《史记》原文;自“或曰老莱子”以下至末,则为读史者附记的异闻,后因辗转抄写,误混为一。理由如下:
1.“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二语,上下无所附丽,显然是摘取史公叙传中语,汇抄于此。 ①
2.周太史儋之语见于周、秦《本纪》,又见于《封禅书》,此处云云,即由彼处抄来,所说“史记周太史儋”的“史”字,即指《史记》本书而言。
3.《仲尼弟子列传》序,老子与老莱子分述,证明司马迁并不怀疑老子与老莱子为一人。即此处说:“老莱子,亦楚人也。”也是认为老子与老莱子为二人。把老莱子阑入老子传中,明系读史者所为无疑,盖也是附记于末,以备参考。
4.“老子之子名宗”一段文字,应是自某氏谱牒录入。《汉书·张汤传》赞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不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可见汉世叙述世系,已多传会,马、班不取,正见其卓识。“老子之子名宗”一段文字定非《史记》原文。后人不察,反以此段文字为可靠,用它推算老子年代,竟得出老子是战国人的结论,实属大误。
近人不相信老子是孔子前辈,不相信《老子》是老聃作,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下述几点:
1.《老子》反对礼,与《礼记·曾子问》所述老聃语思想不一致;
2.《墨子》和《孟子》书中未谈及老子;
3.《老子》书有“偏将军”、“上将军”,不是春秋时制度;
4.《老子》提到“仁义”、“尚贤”,故应在《墨子》、《孟子》以后;
5.《老子》“离”、“儿”、“疵”、“为”、“雌”、“知”为韵,与《楚辞·九歌·少司命》以“离”和“辞”、“旗”、“知”叶及《韩非子·扬权》以“离”和“知”、“为”叶相合,与《周易》和《诗经》的“为”、“离”皆在歌韵,“为”必读譌,“离”必读“罗”不合;
6.战国前无私家著述。
其实上述这六条理由都有问题,都不能用做确定老子年代的根据。兹逐一剖辨如下:
关于第一条理由的提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反对礼的人一定不精通礼。其实,这一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应当说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是辩证地看问题,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事实上,历史里有很多精通某种学说或制度的人却正是反对这种学说或制度最有力的人,这不但不奇怪,倒是很合理的。因为这样正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体的历史并不是“较若画一”,而是充满矛盾的。“五四”以来,文学上的改革,应推鲁迅为大师,如果认为鲁迅不懂旧文学那就未免可笑。老聃的懂礼应看作与鲁迅旧文学同例。只有盲从的人才对他所不懂的东西努力加以反对。肯定说老子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是盲从的人,因此他既精通礼,同时又反对礼,这一点也不奇怪。
关于第二条,《墨子》和《孟子》里不谈老子,这只能说老子学说在当时影响不大,不能证明老子的人与书不存在。老子学说所以影响不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不似孔、墨之栖栖道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聚徒说教,为当世显学。
关于第三条,《老子》书里有偏将军、上将军,这跟《史记》里有扬雄语一样,都是后人窜入的。这个问题早在王弼注老子时即已看出 ①。明焦竑《老子翼》引王纯甫说也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义疏浑入于经者,详其文义可见”之语。经注混乱,古书多有,戴震校《水经注》即以能辨别经注得名,我们怎可据《老子》书有“偏将军”、“上将军”便断定它成于战国时呢?《史记》有扬雄语(司马相如传赞),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说《史记》作于东汉,司马迁为东汉人吗?
人们提出来第四条理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即“尚贤”是墨子的新发明,墨子以前不会有人提到“尚贤”,“仁义”是孟子的“专卖品”,孟子以前不会有人提到“仁义”。其实这也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孤立地看问题,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只看到墨子和孟子两家学说的特点,而没有看到他们还须以前人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材料为前提。所以,以“尚贤”为思想核心,特别地强调它;以“仁义”为思想核心,特别地强调它,这是墨子、孟子所独有的,至于把“仁义”或“尚贤”这两个字连缀在一起来用,则不能认为此前绝对不会有。因为墨、孟的思想就是从既有的思想材料中发展而来的。推类而言,老子好说“道”,孔子好说“仁”,荀子好说“礼”,韩非子好说“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他们的独创,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些独创的东西,是离不开其先行的思想材料的。如果认为老子以前不会有人说“道”,孔子以前不会有人说“仁”,这不但与事实不符,在理论上也是不许可的。实际周代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尊尊”、“亲亲”并重。“亲亲”为仁,“尊尊”为义,“尊尊”包括尚贤在内。“尊尊”、“亲亲”思想表现在等级制度上,即是礼。孔子言仁,孟子言仁义,基本上是对旧有制度持拥护的态度;老子反对礼,墨子强调尚贤,基本上是对旧有制度持改革的态度;各家所使用的名词概念,尽管在内容解释上容易有某些出入,但应该肯定,这些都是原来就有的,不是某一个人所新创的,而且也不可能新创,因为他们的创造工作不能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而是必须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既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
关于第五条理由的提出,是根据这一前提,即古韵“离”、“为”在歌部,今韵“离”、“为”在支部,而屈原赋正是处在转变的交界。实在,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第一,这是认为字的音读不同,仅仅由于时代不同,别无其他原因。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承认,方国不同也是音读不同的原因之一。第二,用屈原赋作例证,肯定了战国中期以后,“离”、“为”二字有读入支部的事实,这是对的。但是,即在这里画一道线,说“离”、“为”二字读入支部是由这时开始,这就有问题了。因为音读的变化不是突然的,很难在哪里画定一条界线,纵令勉强画一条界线,这条界线画在屈原赋时,也是没有根据。因为古文献流传到现在,只是原来的很小一部分,而这很小的一部分中,有韵的,并确知其应读入某韵的字又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例如“离”字,今天能确知其音读的,在《易经》里只二见,即离卦九三:“日昃之离”和小过上六:“飞鸟离之”;在《诗经》里只三见,即《新台》的“鸿则离之”,《黍离》的“彼黍离离”和《湛露》的“其实离离”。“为”字,今天能确知音读的,在《易经》里只一见,即革卦初九象传:“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在《诗经》里例子较多,凡十见,即《北门》、《相鼠》、《兔爰》、《缁衣》、《泽陂》、《北山》、《凫鹥》、《抑》等诗(《北门》三见)。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说当时一般都把“离”、“为”二字读入歌部,不能做全称肯定,更不能说从《易》、《诗》的时代起,到屈原赋中间,“离”、“为”二字都读入歌部,因为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绝大部分还空白着。韩非子说过“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我们要想不犯愚诬的错误,就不应该说“离”、“为”二字音读由歌转支是由屈原赋开始的。 ①因而这条理由是不能决定老子的年代的。
至于第六条战国前无私家著述这个命题,只能由《老子》是战国前的私家著述这个事实而被否定,它没有否定《老子》是战国前私家著述的效力。提出这条理由,显然是想利用丐辞以诡辩求胜,最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还有人据《史记》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一文说“道家后起,故能乘各家之长”,这个说法实误解了司马谈的原意。司马谈原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这一段话,主要在说明道家“无不为”,而这个“无不为”乃是“无为”的结果,而不是“有为”的结果。如果把“因”、“采”、“撮”等字看得太死,说道家真的曾经向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习过,那就与道家的根本思想——无为,相违背,那就大错了。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现在所有的以为《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一书的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 ①。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人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来。越是有这种情况,案情就越是重大可疑。正直的人,只应穷个究竟,为雪沉冤,而不能草率定谳,使构陷者快意。
其实,《老子》书是老聃所作,理由在《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并在《内储说》下和《六反》两篇中引《老子》书中语,俱标明老聃,已得到确凿的证据。其他先秦书,如《荀子·天论篇》说:“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是也。”二书所说的老子或是老耽,审其思想可断言即是韩非子所说的老子或老聃。
又,《吕氏春秋·当染》说:“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老聃一名,又见于同书的《贵公》、《去尤》两篇,按其思想也与韩非子所言老聃一致。《庄子》书里称述老聃处更多,并有孔子与老聃对话计七次。 ①诚然,对话的内容,未必实有其事,因为《庄子》书是“寓言十九”。但是老聃和孔子这两个人物,则毋庸置疑,因为《庄子》书是“重言十七”,只强调《庄子》的“寓言”,而忘了或故意隐瞒《庄子》的“重言”,把《庄子》里的老聃看作是子虚乌有,这是不公允的。
《礼记·曾子问》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说孔子问礼于老聃,如与《吕氏春秋·当染》和《庄子》诸篇参证,这个事实自属可信。《庄子·天下》所撮述的老聃思想和一些词句,如与今行世的《老子》书相核对,知是一书无疑。总之,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老子》书的作者和年代,这个问题,实际在先秦诸书,已有确切的解答,仅仅是详略互有不同,找不出一条相反的证据。我们如果还肯重视证据,就没有理由说上述诸书记载完全不可靠,独有我们的主观臆测可靠,那么,《老子》书是老聃作,老聃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这个事实实不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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