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的畏庐

        林纾字琴南，生于清咸丰二年壬子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1月8日）。幼年时，父母、老师、朋友和邻居，各以自己的喜好，称呼他为群玉、徽、秉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境遇的变化，他又自号冷红生、六桥补柳翁；清末民初，又有践卓翁、蠡叟、餐英居士、射九等晚号和笔名。众多的名号，反映了他心绪的波动，亦反映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其斋号为“畏庐”。他作《畏庐记》，谓：“不烛而行，不侣而处独，其人恒鬼之畏；然而，遇醉与倦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据镬以受蒸，其人恒死之畏；然而，悍贼剧盗，毋畏也。天下惟鬼与死常足以怖人，而心弗存焉；与亡其心者，莅之恒若无事，然则无畏之非难，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斯难矣；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事不在变，而在常；用不在气，而在志。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因此，他“筑室于龙潭浩然堂之侧，颜曰‘畏庐’”。 ^①
        林纾出生于福建闽侯城外南台，今福州城东莲塘的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南台所居少士流，以后林虽有文名，谑者每每指之为“土名士”。其《苍霞精舍后轩记》云：“余家洲之北，湫溢苦水，乃谋适爽垲，即今所谓苍霞精舍者。屋五楹。”后又迁居。据他的《浩然堂记》谓：“越壬辰（1892年）秋，始筑堂于精舍之后圃。”取《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义名其堂。这一个斋号的来源之一在于“纾闻诸于南圃旧为孟子祠基，道光一十四年（1834年）圮于水，祠废”。后来他因文名与画名，住宅的光景也大为改观：“辛巳（1882年）春，堂成，乃楼其左，馆其右。纾自名楼曰醒楼，馆曰风篁馆。莳竹无虑百数，更筑亭，北向，居梅花之中，名曰填词亭，以余暇日常填词于此也。圃之大不能一亩，堂焉，亭焉，楼焉，轩焉，微隙之地梅焉，竹焉，蕉焉，杏焉……”又，这一年的冬天，门人再为林纾“更筑畏庐于堂之右，遍植梅柳数株”。

        

林纾像

        23岁时，林纾从石颠山人学画。1926年，林纾的绘画遗作运往上海三山会馆，开了个“畏庐遗画展览”。朱应鹏作《林琴南遗画展览会参观记》，其中一段写道：
        
         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总之，林先生是一个结束旧时代的人物，而不是开辟新时代的人物……
        
        林纾一生最为辉煌之事，莫过于他拿起笔，用文言文将外国小说介绍给国人。1897年春，他迁往福州城内，在住入新居后的第十天，和他相依为命了27个春秋的夫人刘琼姿与世长辞，为此他不胜悲痛。一天朋友邀林纾到马江散散心，几位留法归来的朋友谈及法国仲马父子的文学作品，其中王寿昌讲述了茶花女的故事，不想触动了林纾的心。在朋友的一再怂恿之下，不通西文又从未写过小说的林纾竟应允“译”书了。
        当时的情景是王寿昌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从容口述，林纾耳聪手疾，文思敏捷。王寿昌刚读完一句，他亦已写好一句。旁人见他这般神速，心中连连喝彩，却不敢发出声来惊扰他。
        于是乎，林纾笔下的异国小说便以古文的形式出来了。
        
         马克格尼尔长身玉立，御长裙，仙仙然描画不能肖，虽欲故状其丑，亦莫知不辞。修眉媚眼，脸犹朝霞，发黑如漆覆额，而仰盘于项上，结为巨髻。耳上饰二钻，光明夺目。
        
        《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译成了。一本唤醒国人心智，可称“叫旦鸡”的著作终于在1899年印行，“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当年上海素隐书屋曾想以巨资给林纾作为译稿的报酬，被他婉言谢绝。昌言报馆按刻本原版应付的版价寄去了款，林纾收到后，立即将款捐给了福州蚕桑公学。
        1901年，林纾迁家北京。《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成功，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于翻译外国小说的工作。他与许多口译人（主要有魏易、陈家麟等）合作，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其中以《黑奴吁天录》、《爱国二童传》、《伊索寓言》、《埃司兰情侠传》、《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鬼山狼侠传》等影响较大。林纾一生所译外国小说仅已出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部，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有人认为“他于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林纾31岁才中举，然而却终生未仕。他曾与同科举子组成琼河诗社，结交了一批至死不渝的朋友，此时所作诗文，亦不乏“爱国思亲之作”。
        “望瀛楼”之名是林纾用来怀念那位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皇帝。然而，到了国民时期，他仍然坚持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他的一篇《御书记》如是道：“宣统十三年冬，皇帝行大婚礼，臣纾恭绘四镜屏以进，皇帝顾太傅臣陈宝琛，以臣纾十谒崇陵，忠事先皇帝，御书‘贞不绝俗’四字颁赐臣家，犬马衔恩，九顿伏地，呜咽不止……”
        他一生最严重的失足莫过于对文学革命运动的攻击，这使他最终背上了维护封建文化的“土名士”的骂名。1917年初，《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载封建之道的文言文和旧文学。当时，许多坚持旧文学观念和旧道德观念的人都装聋作哑，持不屑一辩的态度，唯有他做了一篇《论古文之不该废》的文章，加以反驳。据鲁迅总结的这一时期的状况：“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寂寞了……”这样，耐不住寂寞的两位青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终于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演了一出“双簧戏”。钱文发了一通鄙视白话文的议论，而把林纾推为反对派的领袖。同期，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发稿，痛快淋漓地把对方驳斥了一通，讥林纾的古文为不通之文，斥为“桐城谬种”，捎带把他译的小说也挑出许多毛病来嘲笑一番。
        林纾终于动了肝火，1919年2月17至18日，又3月18至22日，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了《荆生》。他想象出一个“伟丈夫”，武功精妙，力拔山兮，将提倡白话文的三位为首青年一网打尽：这位“伟丈夫”骈二指按田生之首，使之脑痛如被锥刺；足践狄莫，令他腰痛欲断；又摘去金生的眼镜，令他怕死如猬，泥首不已。田与陈同韵，狄与胡同意，金与钱同旁，这被“伟丈夫”制服的三人便是影射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李大钊署名守常在《晨报》发表了《新旧思想之激战》，蔡元培写了《答林琴南君》，陈独秀发表了《林纾的留声机》、《婢学夫人》，鲁迅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等杂文，从不同方面批驳了林纾的观点。不想曾引入西方文学到中国的林纾却成了新文学运动的靶子。
        林纾膝下共有7子5女，同时先后为亲友抚育的孤儿有七八人之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众多的家庭成员都要靠林纾的一支笔来养活，据说这也是他多产的一个缘由。朋友陈衍曾戏称他的书房为“造币厂”，笔一动就能得钱。他却在书房的门楣上，亲笔写了“磨坊”两个字。亲戚朋友见了都不解其意，他对朋友解释说：“余年垂老，尚有庶出幼小子女，一切生活，均恃余一人供给，余每日入室绘画，即是驴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须挨饿，个中苦况，不是为外人道也。”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叶圣陶对顾颉刚说：“谓商务印书馆购小说稿，以林琴南氏稿出价为最多（每千字五元）。林氏亦慎计字数取酬，每馆中误数时，林氏辄去函补值云。” ^①此事可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