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时》

        《夏时》是夏代的重要文献,春秋末,孔子由杞国得到它。《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这个《夏时》的重要性如何?在上述引文结尾,曾说到:“《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这就是说根据这一作品,可以观夏道。
        郑玄注《夏时》说:“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论语·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孔子首先告以“行夏之时”。《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述古制曾引夏令。今《大戴礼记》中有《夏小政》。与《夏小政》同一类型的作品,又有《月令》,于《逸周书》(已逸)、《吕氏春秋》、《小戴礼记》中均有记录。《淮南子·时则训》篇也是月令一类。总之,关于《夏时》的性质、形制和用途,于古文献里都不难考见。
        《夏时》从本质说是科学的实用的东西。它是应用当时天文历算的知识以指导农业、畜牧业生产并支配其他有关的工作。但是,在当时它兼具政治意义并具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
        《夏时》与后世所谓“朔政”,是一种东西。《春秋·文公六年》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公羊传》:“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休注:“礼,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庙,每月朔朝庙,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时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于庙者,孝子归美先君,不敢自专也。”又《春秋》于《文公十六年》记“公四不视朔”。《论语·八佾》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由上述材料证明告朔之制,确曾实行于古代,不过,到春秋时,此制不但已不复行,即痕迹亦难保存。
        《大戴礼记·用兵》篇说:“夏桀、商纣羸暴于天下……历失制,摄提失方,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虞戴德》:“天子告朔于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证明夏商有告朔之制。大概这个制度应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论语·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尚书·尧典》述尧事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述舜事有“在璿璣玉衡,以齐七政” ^①。是其证。至周幽厉而后,朔政已不实行。《礼运》:“孔子曰:‘于呼哀哉! 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史记·历书》说:“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其事。《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左传·桓公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又《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以上都是朔政遗制之可考者。从知后世言明堂、月令者,实非无据。《月令》之文,虽杂见于《吕氏春秋》、《尚书》及《小戴礼记》等,然所述实非当时之制亦非出于虚构,定系采获古制而成的。欲知《夏时》,固舍此莫由。《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个说法是对的。后世阴阳家正继承这个传统,特别是继承并发展了糟粕的一面。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等都言“改正朔”。 ^①改正朔从汉代来说,自是拘墟之见,无裨实用。但是,在夏商周三代却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只能说贾、董诸人是食古不化而不能说他们托古售欺。
        总之,《夏时》是告朔之书,后世《月令》实其遗象。当时天子郊天、颁朔,一方面他披着宗教外衣,这样做能更增加其神秘气氛;一方面他是真实的统治者,借此以行使其政权;另一方面,这个办法在当时确有实际意义,是农业生产所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是宗教的、政治的,同时也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