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于风雨茅庐的郁达夫

        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古人说“文多为富”，“郁郁乎文哉”，与他的名字都契合。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在浙江富阳城里的一个破落乡绅的家里。他3岁时，父亲即因病与世长辞了，家境更为贫困。他后来回忆儿时的生活时说：“我所经验的最初的感觉是饥饿”，还有“静得同坟墓里一样”的寂寞。母亲为了生计，整天在外面忙碌奔波；年幼的姐姐被送到环山村叶家做了童养媳；两个哥哥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陪伴着他的，时常只是老祖母的单调的念佛的声音，“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总只是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

        

郁达夫像

        郁达夫7岁入塾读书，整天死啃书本，却显出早慧。一首《自述诗》云“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07年，春江书院改办为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他成为最早的新式学堂生。他读书读得很认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他16岁上离开了家乡富阳，到离家一百里水路之遥的杭州去考中学，后因付不起学膳费，就学于嘉兴府中学堂。在此，为摆脱思乡的孤寂，他钻研诗歌的写作，其中尤爱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激荡苍凉之音。半年后，他又转入原已考取的杭州府中学堂，这里的同学们居然赠了他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1913年，长兄郁曼陀奉供职的北京大理院的派遣，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郁达夫乘此机会随兄东渡日本。
        1914年，郁达夫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官费生。考入一高预科的还有郭沫若等。作为同班同学，郭后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1920年夏，郁达夫回国与孙荃在富阳成婚。他们于旧历六月初九结婚，他同月二十九日就患疟疾。日记上写道：“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叹贫士之无能。”凭空又添了几分人生的忧郁。
        后来，他回到日本，虽与新婚妻子“相思清泪知多少，染得罗衾尔许红”，却也对女性有了一种泛爱的态度，用以排解内心的孤寂。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后来又和一位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同居了近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舍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都曾献出过热情，并以诗相赠。
        帝大读书期间，郁达夫“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

        

郁达夫故居

        东京的这段经历差不多给他带来了终生的影响，精神上的长期孤独使他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后来的妻子王映霞这样记述道：“郁达夫的个性孤独，青少年时代就没有开朗的机会，尤其是在日本一住十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泪》中所写的那样：‘在异乡漂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环境给他养成了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个时候，他想恢复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会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不会走得太远，不久自己也就回来。不过从我的性格上想来，他的这种举动，似乎是我们家庭生活的症结。为了爱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声张出来，爱与恨复杂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我曾动过多次可怕的幻想，但等到他安然地又回到家中的时候，便立即消失了。”
        郁达夫的中篇小说《沉沦》出版了，书中那“需要爱但不敢爱”的故事有人为之摇头，有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绅士说它是世纪末的颓废作品，有些泥古不化的老学究斥之为诲淫之书，一时詈骂之声不绝于耳。其实它不过是挣扎于苦闷、迷茫中的时代青年的一种坦率的自述，一种诚实的精神上的自我暴露，很多人认为它是自传体式的小说，然而，用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本质的清教徒。” ^①
        1933年4月间，郁达夫由上海举家迁往杭州。他将在莫干山盖的一栋别墅命名为“风雨茅庐”，寓意为聊避风雨而安居。他在1935年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两句诗：“临风思猛士，借酒作清娱。”或许也是一种聊避风雨的曲折表述吧。
        1936年1月10日他发表了一篇《记风雨茅庐》，记述此建筑的规模一变再变，待到一区多间的平房盖好之后，有人竟建议再起一栋“塔样的楼”，“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这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像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以至“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然而，最终“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便要他伸了疯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
        那时他在杭州官方报纸的副刊上，天天写自己的悠闲生活，什么赴厅长的宴会啦，坐市长的汽车啦，风雨茅庐的主人的志气为之消磨。
        这时人们常常在街头看到，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王映霞，身边跟着一位穿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子，这个人便是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苍头突起”的郁达夫。然而，几年后，他后悔了：“我因不听他（鲁迅）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①风雨茅庐的主人非但未能在此聊避风雨，反而由安逸惹来灾祸，以至于他与王映霞的爱情最终酿成悲剧。
        1937年，日军攻占了杭州、富阳。郁达夫的老母陆氏因日军占领，于12月31日饿死故里。噩耗传来，他哀恸欲绝，后来奋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底，他应《星洲日报》社之邀，赴新加坡，直至1945年8月29日在苏门答腊岛失踪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其间他在海外漂泊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