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

        清代最有影响的 词派。始倡于常州人张惠言,故名。词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在两宋达到极盛,然后由盛而衰,在元明两代跌入低谷。明末清初,词坛再度热闹起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并峙争雄,各逞千秋。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一派的清空醇雅,阳羡派推尊苏轼、辛弃疾一派的豪迈奔放。清朝前期,文网甚密,忌讳甚多,文人多噤若寒蝉,难以豪放,故浙西词派最为风靡,但后来逐渐流于枯寂,演为雕章琢句、审音守律的 “小道”。到清代嘉庆年间,文网渐开,士气复兴,反映到词坛上,就是常州派的崛起。张惠言早年治经学,而常州经学家多以今文经学 “经世致治” 的主张相号召,后来逐渐形成与擅长考据的乾嘉学派分庭抗礼的常州学派。张惠言以这种学风来衡量当时的词风,就不能不思变革。张惠言首先推尊词体,认为词与诗同道,绝非“诗余”,他引用许慎 《说文解字》对 “词” 字的解释: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来证成其说。既然词是“意内言外”,这就与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的古训打通了,词体也就变得尊贵起来。其实,《说文解字》 所谓 “词” 是词语之词,与歌词之词风马牛不相及,彼一“词” 非此一 “词”。这种思维模式和论证方式如果放在今天,自然非常可笑,不堪一击,但在张惠言的时代,却能令许多文人口服心服。然后,他主张词应该与《诗经》 一样,要有“比兴寄托”,即用 “风谣里巷、男女哀乐” 的歌咏,“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但是,词为 “艳科”,这有唐五代北宋词为证,张惠言要让人们接受他诗词同道的观念,就必须破除人们对词的成见。他于是编了一本《词选》,来印证他的看法。这本《词选》共选录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而以 “花间派” 宗师温庭筠一家最多,竟达十八首,仅此一点,就在当时及后代掀起了大波澜。温庭筠历来以 “香艳”著称,要以他来抬高词的地位和品位,无异于以 《金瓶梅》 来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和品位一样,未免有些滑稽。但张惠言的 “绝招” 就在这里。既然 “香艳” 如温词尚有 “比兴寄托” 之意,其他就毋须再说。张惠言以经学家注释 《诗经》 中 “男女之诗” 的方式来 “解读” 温词,如谓 《菩萨蛮》 (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为 “感士不遇,篇法仿佛 《长门赋》”。又以“花间派” 韦庄的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为 “述蜀人劝留之辞”。这样一 “解读”,温、韦的 “艳词”便有了严肃的意义。用张惠言自己的话说,就是 “以 《国风》、《离骚》 之情趣,重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国风》 有“男女之词”,《离骚》有 “香草美人”,这与后代的词有 “香艳”,同为 “寄托”。张惠言的主张通过这本《词选》 流行开来,响应者甚多,彼此鼓吹,形成词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周济甚至认为: “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并提出 “词史” 一说,以与 “诗史”并尊。直到近代,声势依旧不衰,被人称为晚清四大词家的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就是常州词派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