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古堂主叶德辉

        叶德辉，字奂份（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空灵渔隐，斋号郋园。同治三年（1864年），叶德辉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他自称：“余姓出于楚之叶公，世家南阳，自宋南渡，迁越迁吴，号为望族。”其实不然，当太平军推进至苏浙地区，其父叶雨村（字浚兰）带着家小由江苏吴县迁至湖南，在长沙落户，后以湘潭为籍。叶雨村在吴县时，原是一个以种植枇杷和贩卖水果起家的小业主。迁入长沙后，他家最初开公和染坊，后与人合伙开设玉和糟坊，及至积资渐丰，复得其同乡姻亲的资助，与钱姓商人合伙经营茶叶生意，运销甘肃一带，其后，开设德昌和钱铺与怡和百货号。由于叶雨村精于经营，很快累资至万金以上，还捐得“候选直隶州知州，二品封典”的官衔。叶德辉发迹后，更在湘潭广置田产，年收租谷两千担之巨。

        

叶德辉像

        他的“郋园”之斋号，究竟是如何解释？见于他的《郋园北游文存》中《郋园字义说》：“郋，在春秋时属鲁地。……《说文》：郋，汝南召陵里，从邑，自声，读若奚。凡《说文》读若之字，皆可通假。《榖梁》盖假郋为奚，后人少识郋字，以其与郎相似，故误为郎耳。”该文又说：“园”为“园圃”，有“广大”之意，“其中所树皆果蓏之属，此如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也”。原来“郋”属鲁，鲁为春秋时儒学发源之地，他取斋号“郋园”，有笃守儒学，须臾不离，且寄予将其广大之希冀。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成进士，以住事用，观政吏部”，在官僚地主统治集团中取得了一定地位。在王先谦的大力提携下，他很快跻身于湖南权绅集团，成为有名的乡绅。他辞官回乡后，移居长沙苏家巷。湖广总督张之洞任他为湖北存古学堂分校及两湖米捐局总稽查等职。他利用权势，时将该局米捐全部存入他家所开设的德昌和钱铺，常集一二十万不解，借此作为资金，囤积谷米，攫取暴利。
        与此同时，他的收藏也发达起来。1911年冬，叶德辉撰写《藏书十约》的同时，在湘潭县南朱亭乡中，开始编写所藏书目。他的藏书，“至辛亥已得卷十六万有奇，以重刻计之，在二十万卷以外”。这些书，是他家“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搜罗的结果。在这年写的《忆藏书》一诗的附注中，他说：“余藏书及四千余部，逾十万卷，重本别本数倍于四库。宋本以北宋胶泥活字本《韦苏州集》、金刻《埤雅》、宋刻《南岳总胜集》、南宋刻陈玉父本《玉台新咏》为冠。元刻以遨继公《仪礼集说》、婺州本《荀子》、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张伯颜本《文选》为冠。明刻至多……皆朝夕抚玩，铭心镂骨，一日不忘者。此外旧刻孤本，名校集部，更不暇详举矣。”他的私人藏书居然能“数倍于四库”，“不暇详举”，同时他还收藏了许多古画、古物、古钱，其财力之雄厚和搜求资料之勤是可想而知的。
        《观古堂藏书目》刊于1916年，系他“一生精力之所注”。他自称“分类与《四库》不同”，其实它的分类法基本上与《四库总目》、《书目答问》相似。经、史、子、集四大类，完全相同，只是在每大类内部的分类上略有增减，次序上略有变化而已。以“史部”为例，叶氏分正史、编年、注历、霸史、杂史、杂传、政书、地理、谱系、簿录、金石、史评等十二类。他将“记事本末”附属于“编年类”。在“编年类”中再分“古史之属”、“通鉴之属”、“纲目之属”、“记事本末之属”，明显贬低“记事本末”的地位，与梁启超《新史学》中指出“今日西史，大率皆记事本末之体”，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种做法，与叶德辉反对西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将“谱系”作为一类列入“史部”，认为“谱系类者，统乎帝王，世系臣民……旧以姓氏人名之作，入之类书，殊为未允。年谱虽近传记，然上溯受姓之原，中列分年之事，列之谱系，斯名义符矣”。“金石”也列为“史部”，并非叶德辉的创造，但是，他把金石用以“补史志之阙文，证古今地名之同异”，又根据清代金石学研究之盛的客观情况，在“金石类”下又分“目录”、“图像”、“文字”、“都会郡县志”、“考释”、“义例”等子目，这种重视金石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史部目录学上给予一定地位的做法，也反映了他当时学术上的成就。1916年，叶德辉又命其子侄将他收藏各书的题跋加以整理，开始编撰《郋园读书志》，至1926年基本编成。次年，他死后，由其子侄及弟子刘肇隅于1928年印于上海。

        

《书林清话》

        据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垣对叶德辉的《藏书记事诗》颇为爱好，但批评它说：“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显然是惋惜叶德辉既缺乏著史之才，更不知史书体例。如果叶氏用那些材料写一部《中国藏书史》，其学术价值一定不小。陈垣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也说“书很好，只是体例太差”。从另外角度看，叶德辉的藏书未出于学术之需求，至多算得上是一种雅好。
        叶德辉的另一方面的志趣是对中国古代房中术的研究，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与高昂的代价。在他的《双梅影阁丛书》（始编于1903年，1914年付梓）中出版了《素女经》，包括《玄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南》、《洞玄子》等5种房内书，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名声扫地以尽。
        当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叶德辉见北洋军阀统治大势已去，吴佩孚之流的“武力统一”已彻底破产，决心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关系。他自认为跻身革命队伍中的人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又曾对易培基说：“我既非资本家，也不是地主，而是书香世家。”1926年8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到达长沙，赠送他一帧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叶氏得此殊礼，喜出望外。他原计划应邀讲学去日本，现在意外地得到蒋介石如此礼遇，好似有了一道护身宝符，因而打消了出国计划，决心留在湖南待变。
        当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进入高潮时，这个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叶德辉，对工农群众实行了攻击。他起草了给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谭延闿等人的所谓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电信局截留），文中对农运极尽辱骂之能事。当湖南民众积极筹运粮食以支援北伐前线军时，叶家又凭借其在粮食行业的潜在势力，对这项要政进行抵制、破坏。其时，以刘岳峙为首的“湖南左社”对农民运动发起了攻击，在全省掀起了一股反对农民运动的逆流，气焰嚣张一时。他的言行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政变。消息传到长沙，工农民众群情激愤，反对势力则乘机活跃了起来。为了打击反对势力的气焰，4月14日上午，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在省城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叶德辉作为镇压对象而被处决。
        叶德辉另有斋号：梦篆楼、周情孔思室、丽楼、双梅影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