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应有功利目的
汉代文论,始于《诗序》。《诗序》的作者或云孔子弟子子夏,或云子夏、毛公,或云后汉卫宏。但大体而言,它是经过许多人之酝酿,逐渐形成的。《诗序》概括了先秦儒家对文学的认识,成为先秦文学理论的总结和汉代及专制主义时代文学理论的开篇。而其要点,就是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
《诗序》论《诗经》,认为《诗经》是言志抒情之作,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言情,进而发展为歌咏舞蹈。《诗序》认为,诗与音乐和时代的政治密切关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反映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序》提出了“六义”的说法,含三体三用,即赋比兴是诗之三用,风雅颂是诗之三体。《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诗序》的作者在对六义的阐释中,提纲挈领,强调诗的美刺作用,即诗应该积极的干预生活。
《诗序》是儒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思想的产物,《诗序》始终贯穿着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要求诗“化下”,“刺上”,“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思想,是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创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诗序》的文学观,是中国文学理论进入专制社会时期的首出之作。《诗序》而后,专制主义时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无不标榜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司马迁是西汉的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思想,有其父所尊崇的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但其论文学功用,仍是儒家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此处所言发愤,实际就是积极干预社会,尽儒教伦理,实现文学的功利目的。这从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言论中就可找到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深切著明的行事,表达了维持儒家所标榜的社会秩序的决心。这种尽职尽责的决心,是符合儒家君君臣臣之义的。
文学创作的功利作用,在古代的理论家那里,被提到了非常的高度。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正因为文学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古代的理论家、文学家才如此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目的。白居易《与元九书》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序》曰:“为君、为臣、为事而作。”《读张籍古乐府》曰:“未尝著空文。”正是古代文学家创作所始终贯彻的原则。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楚辞》、汉赋及乐府、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积极反映民生疾苦,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以文学讽谏君主,匡正世俗,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这些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古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也就以功利目的评判文学作品,对不合于功利目的,或者说违背儒家理论的文学家及文学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符合功利目的的文学作品,则予以表扬。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以“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诗无讽谏,所以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白居易《与元九书》认为其时诗人之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种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最突出的表现在对赋文学的认识方面。汉赋文学,兴楚而盛汉,自汉以后,很多理论家批评汉赋,其立论都在汉赋是否有“功用”的问题上。
《说文》曰:“赋,敛也。”段注以为“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赋,《毛公鼎》作赋,《诅楚文》作赋,殆以武分财币也,或以武敛财也。赋於文学,义出於“班”,布也,敷也,铺也。《二南密旨·论六义》曰:“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赋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诗中密旨》曰:“赋者,布也,象事布文,错杂万物,以成其象,以写其情。”就是说,赋的特点一是错杂万物,指事而陈,象事布文,以形象或意象表达“其情”。二是这种“情”必须是有关“讽诵”,即对社会的美丑善恶表示一种倾向。这个意见可以代表人们对“赋”的基本认识。刘熙载《艺概·赋概》指出:“赋起於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的错杂万物,铺陈排比的特点,是文学发展的需要,不是赋家的凭空杜撰。扬马诸人,正是从这种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的需要出发,大力弘扬赋的体制。 司马相如《答盛 问作赋》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就是充分地认识到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并最充分地表现这种复杂性在主体心灵中的体验的必要性。纂组为文,锦绣为质,二者经纬成文,间以宫商,即成美丽之赋。然则赋除了铺陈与讽谏外,尚有美丽的要求。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曹丕曰:“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曰:“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刘勰曰:“赋者,铺也,敷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皇甫谧曰:“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钮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文选·三都赋序》)以上诸说,都可充分证明赋文学之为“赋”,无敷陈,无寄情讽谏,不尽美丽之旨,皆不足道也。《艺概·赋概》曰:“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也。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耳。”就是说,正格的赋是通过铺陈和色相的美丽,通过对直观体验的描写或叙述,表现赋家的精神认识,即通过隐晦的象征意义尽讽谏的伦理需要。
对汉赋的批评,以大赋家扬雄的意见最尖锐。扬雄早期创作了《甘泉赋》、《长杨赋》、《河东赋》、《羽猎赋》等作品,讽谏汉成帝,但后来,他不再作赋,原因是他认为赋于讽谏无功用。《法言·吾子》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 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也。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人室矣。如其不用何?”又曰:“辞胜事则赋。”《汉书·扬雄传》“自序之文”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於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这几段话的意思不过是说:汉赋的形式华美,为文害用,又如《大人赋》之类,不能达到讽谏的目的,还受人轻视,是学童雕琢,俳优游戏之作。
扬雄以前及以后的作家和评论家,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氛围中,发表了对赋的看法,有肯定赋的观点,如汉宣帝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为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班固《汉书·艺文志》一面引刘向父子《七略》之言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而《两都赋序》却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至左思赋三都,穷心十数年,务求言之有据,其序曰:“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两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两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此,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对想象与虚构表现了很大的不满,只求文学之“用”与“验”,而对其“宝”、“丽”,却弃之不顾。皇甫谧《三都赋序》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雅,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刘勰也认为“楚艳汉移,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宗经》);“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剌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文心雕龙·比兴》)。汉赋这种叙述描写式的美文学,因为与过去的文章有很大差异,所以是没有存在权利的。《文心雕龙·夸饰》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纵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於玉树;言峻极,则颠坠於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於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这些肯定或否定,都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的理论基础上的。
《诗序》论《诗经》,认为《诗经》是言志抒情之作,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言情,进而发展为歌咏舞蹈。《诗序》认为,诗与音乐和时代的政治密切关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反映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序》提出了“六义”的说法,含三体三用,即赋比兴是诗之三用,风雅颂是诗之三体。《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诗序》的作者在对六义的阐释中,提纲挈领,强调诗的美刺作用,即诗应该积极的干预生活。
《文心雕龙》(明万历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
《诗序》是儒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思想的产物,《诗序》始终贯穿着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要求诗“化下”,“刺上”,“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思想,是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创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诗序》的文学观,是中国文学理论进入专制社会时期的首出之作。《诗序》而后,专制主义时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无不标榜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司马迁是西汉的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思想,有其父所尊崇的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但其论文学功用,仍是儒家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此处所言发愤,实际就是积极干预社会,尽儒教伦理,实现文学的功利目的。这从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言论中就可找到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深切著明的行事,表达了维持儒家所标榜的社会秩序的决心。这种尽职尽责的决心,是符合儒家君君臣臣之义的。
文学创作的功利作用,在古代的理论家那里,被提到了非常的高度。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正因为文学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古代的理论家、文学家才如此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目的。白居易《与元九书》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序》曰:“为君、为臣、为事而作。”《读张籍古乐府》曰:“未尝著空文。”正是古代文学家创作所始终贯彻的原则。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楚辞》、汉赋及乐府、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积极反映民生疾苦,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以文学讽谏君主,匡正世俗,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这些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古代的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也就以功利目的评判文学作品,对不合于功利目的,或者说违背儒家理论的文学家及文学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符合功利目的的文学作品,则予以表扬。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以“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诗无讽谏,所以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白居易《与元九书》认为其时诗人之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种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最突出的表现在对赋文学的认识方面。汉赋文学,兴楚而盛汉,自汉以后,很多理论家批评汉赋,其立论都在汉赋是否有“功用”的问题上。
《说文》曰:“赋,敛也。”段注以为“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赋,《毛公鼎》作赋,《诅楚文》作赋,殆以武分财币也,或以武敛财也。赋於文学,义出於“班”,布也,敷也,铺也。《二南密旨·论六义》曰:“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赋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诗中密旨》曰:“赋者,布也,象事布文,错杂万物,以成其象,以写其情。”就是说,赋的特点一是错杂万物,指事而陈,象事布文,以形象或意象表达“其情”。二是这种“情”必须是有关“讽诵”,即对社会的美丑善恶表示一种倾向。这个意见可以代表人们对“赋”的基本认识。刘熙载《艺概·赋概》指出:“赋起於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的错杂万物,铺陈排比的特点,是文学发展的需要,不是赋家的凭空杜撰。扬马诸人,正是从这种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的需要出发,大力弘扬赋的体制。 司马相如《答盛 问作赋》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就是充分地认识到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并最充分地表现这种复杂性在主体心灵中的体验的必要性。纂组为文,锦绣为质,二者经纬成文,间以宫商,即成美丽之赋。然则赋除了铺陈与讽谏外,尚有美丽的要求。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曹丕曰:“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曰:“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刘勰曰:“赋者,铺也,敷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皇甫谧曰:“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钮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文选·三都赋序》)以上诸说,都可充分证明赋文学之为“赋”,无敷陈,无寄情讽谏,不尽美丽之旨,皆不足道也。《艺概·赋概》曰:“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也。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耳。”就是说,正格的赋是通过铺陈和色相的美丽,通过对直观体验的描写或叙述,表现赋家的精神认识,即通过隐晦的象征意义尽讽谏的伦理需要。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唐代大诗人。
对汉赋的批评,以大赋家扬雄的意见最尖锐。扬雄早期创作了《甘泉赋》、《长杨赋》、《河东赋》、《羽猎赋》等作品,讽谏汉成帝,但后来,他不再作赋,原因是他认为赋于讽谏无功用。《法言·吾子》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 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也。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人室矣。如其不用何?”又曰:“辞胜事则赋。”《汉书·扬雄传》“自序之文”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於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这几段话的意思不过是说:汉赋的形式华美,为文害用,又如《大人赋》之类,不能达到讽谏的目的,还受人轻视,是学童雕琢,俳优游戏之作。
扬雄以前及以后的作家和评论家,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氛围中,发表了对赋的看法,有肯定赋的观点,如汉宣帝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为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班固《汉书·艺文志》一面引刘向父子《七略》之言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而《两都赋序》却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至左思赋三都,穷心十数年,务求言之有据,其序曰:“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两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两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此,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对想象与虚构表现了很大的不满,只求文学之“用”与“验”,而对其“宝”、“丽”,却弃之不顾。皇甫谧《三都赋序》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雅,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刘勰也认为“楚艳汉移,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宗经》);“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剌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文心雕龙·比兴》)。汉赋这种叙述描写式的美文学,因为与过去的文章有很大差异,所以是没有存在权利的。《文心雕龙·夸饰》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纵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於玉树;言峻极,则颠坠於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於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这些肯定或否定,都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的理论基础上的。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唐代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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