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思想史的对象和任务
思想史是专史的一种,它仅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即思想方面加以阐述。主要是阐述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哪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这些思想、观点和理论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关系等等。
(二)本编的起止和重点
本编名《先秦思想史》,已表明以秦统一为下限,不过先秦的先字含义还不够明确,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颜师古注曰:“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即本编将由远古谈起。当然,世代愈远,史料愈少,其间又往往真伪杂出,疑信参半,给研究增加许多困难。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应该有信心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不应因此就缩短中国历史。何况科学的叙述,要求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岂得不要头脑,从半路写起?另一方面,远古史料虽然问题很多,但是真实的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边保存着,我们如果能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审慎地加以处理,未尝不可以得到正确解决。以上就是本编所以由远古谈起的理由。至于重点则放在周代,特别是放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三)关于分期问题
由于思想史所叙述的是整个历史的一个方面,所以思想史的分期应与通史的分期相一致。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目前史学家还在争论,没有解决。依我个人的浅见,认为中国古史有两个最明显的分界线,一个是夏,一个是秦。
夏传子是家庭在与氏族的对抗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礼记·礼运》首节言大同、小康,以禹为分界。说者有的以为“……大同之治,实孔门最高理想” ①。有的以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老聃、墨氏之论” ②。其实,这些论断都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在于把客观的史实看作是主观的想象。今天大家都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应该知道,《礼记·礼运》里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只有氏族社会才会有这种情况,生在春秋时代的人,如果不是有真实史料可凭,怎能设想由一个人的脑子里偶然地想出这样事实来。反之,我们如认为这是客观的史实,它表明禹以前是原始社会,这不但与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还可以从其他文献里找出很多记载和我们这个观点互相证明。 ③朱熹说:“《记》 ④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其实,原来事实如此,并不是什么分裂太甚,此《记》并无病,病在朱氏用主观主义来看问题罢了。
至秦则在土地制度上和政治制度上均作了根本的改革,清史学家赵翼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①这话是十分正确的。所以秦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明显的分界线。
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虽然基本上相同,但是夏代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殷周为奴隶社会,到了周代才发展为完全的阶级社会的国家。最显著的特点为周初所实行的分封制。先儒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王国维说:“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又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②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本编叙述,计分三章:一、原始社会思想;二、夏、商社会思想;三、周代社会思想。至周代则更分为西周期、春秋期、战国期。
(四)关于史料问题
为什么在这里提出史料问题呢? 第一,因为史料问题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对于史料的看法有错误,显然根据史料所得出来的结论必然也不会正确。第二,因为现在史学界对于史料问题还有某些不正确的看法,具体些说,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还存在,甚至可以说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就有必要在这里把史料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大体说,史料有两类:1.文献史料;2.实物史料。旧日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大都只晓得利用文献史料,对于实物史料的价值认识不足。至“五四”以来,一般学者则又片面地强调实物史料的重要,对大部分文献史料错误地予以怀疑或否定。因此,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实在于指出错误,并对上述两类史料各给以恰当的估价。
关于唯心主义史学观点的错误性质,我想不需举更多的事实来说明,只看看下面所引述的几段话就可以了。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①
“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 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需辩护的事实。” ①
“时到现在,谁都知道古代史有问题,谁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先生。他自从出版了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以后,继续努力不怠,到了今天,著述愈积愈富,发明愈来愈多,同志愈聚愈众,声名也已从毁誉参半到了誉多毁少的地步。”
“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 ①
请再就以上所引这四段话,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段话是胡适在古史研究的领域内所提出来的错误观点。这个错误观点的内容,第一,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第二,是对东周以下的史料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请问经过这样做以后,古史还剩下什么?实质上已经把全部古史给否定了。
第二段话是胡适为顾颉刚《古史辨》所作的赞扬,这是因为顾颉刚支持他的观点,确能按照他的理论行事。请看胡适所支持的“革命勋绩”是什么?仅仅是拿了一把大斧子,拼命地对古史一劈、再劈而已。那么,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哪里?难道还不能看清楚吗?
第三段话是童书业的欢呼,是他为他们的行为已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欢呼。请看他们所谓“可观的‘疑古’的成绩”是什么?不过是“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而已。这样的“成绩”难道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第四段话是顾颉刚自己提出的观点。他的“汉族文化衰老论”是不正确的! 他居然说,中国历史上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是汉族占了便宜,因为汉族人得到新血液。他认为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汉族就不能苟延到今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提倡大汉族主义,历史上所谓五胡、契丹、女真、蒙古,到今天已经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都是我们的同胞。但顾颉刚的论点则有反对民族大团结、鼓励帝国主义侵略之嫌。
这些学者不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依照他们的说法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由老子、孔子一直到韩非几乎都是骗子。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可以随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可以随意创造若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提出政治主张的依据。他们把由他们主观臆想的这种做法叫做“托古改制”,硬套在古人的头上,因而断言:尧、舜、禹、稷以及伏羲、神农、黄帝等等,都是古代思想家随意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些人物;许多古代思想家所称引的文献和史实,都是古代思想家自己捏造的,并没有客观依据。
当然,“托古改制”这个名称是康有为首先提出来的,不是顾颉刚等的新“发明”。不过,应该说明,康有为的论点,如“孔子为制法之王”、“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以及说孔子是黑帝降精为大地教主等等 ①,谬误显然,相信者少,其影响不大,且其立论是出于政治目的,在于变法维新。不似顾颉刚等具有“尊重科学,追求真理”的理论,迷惑了很多人。不过他们有一点完全相同,即都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顾颉刚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观点,一见“倾心”,推为“卓识”,把它接受过来。
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都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偶然产生。古代思想家的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不能随意创造自己的思想。同时,古代思想家也并不是都主张“改制”,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例,它就是保守主义者,不主张“改制”。康有为宣传孔子改制乃是故意附会,并非事实。恰如宋云彬说“其实正是他自己在托古改制” ①。古代思想家确有不少主张“改制”的,也确有假借古人的言论、事迹宣传自己论点的事例,如道家称黄帝,许行称神农,墨家称禹之类。但是,这不能用“托古”来解释。尽管各家称引时,有若干增饰,其基本的内容一定是真实的。因为,纯属虚构则不能令人相信,没有号召力。关于上述这种情况,马克思在所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里已经精确地总结为一条规律并作了经典式的说明。即: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们仿佛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又说: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争;是为了提高某一任务在想象中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行游荡起来。” ①
可见,“人们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可理解为所谓“改制”)为什么“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可理解为所谓“托古”)呢?是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必须“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所以,这些“过去的亡灵”必然是现实地存在过,有重大影响为人所共知的,不可能凭空捏造。当然也不是“让亡灵重行游荡起来”,而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这种情况,不但先秦诸子如此,后世王莽、王安石和康有为也如此,不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例子,外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例子 ①。这是客观存在的一条规律。
胡适最喜欢说:“拿证据来!”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们非常尊重科学、重视客观事实。可是我们如仔细考察他们的观点,是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就不难发现,他们所要证明的,并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成见。他们所要证明的不过是“屈原是一种复合物”和“禹出于夏鼎”一类极其错误的论点而已。
当然,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也特别重视证据。但是,我们重视证据的目的和方法却与他们根本不同。
胡适又有这样一句话,即“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②。这句话从表面上看非常正确,好像真能用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问题,实际却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一个人所能直接经验到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历史上人物和事件一去不复返,不可能直接经验,纵令容有当时遗物留传人间,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确实客观地存在着或存在过,但是除了信任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以外,不能找到所谓“充分证据”来证明;第二,同是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看法。即以屈原为例,他遗留下很多篇作品,在《史记》里有传,向来人都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文学家,这应该是有“充分证据”了! 然而,胡适却还是“不信任”,还能够证明他是“复合物”。请问,还有什么东西是“充分证据”能使他们信任呢?
正因为一方面由于有很多客观存在着或存在过的事物,不能找到充分证据来证明;一方面由于他们所使用的“充分证据”一词,只有主观上意义,没有客观上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胡适这句话的实质是以“没有充分证据”为理论依据来任意地怀疑一切东西,任意地否定一切东西。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对胡适的一句话浪费这么多的笔墨呢?
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胡适这句话的实质,同时也就认识到他们所大力提倡的“疑古辨伪”工作的实质了。应该指出,他们的“疑古辨伪”工作,就是任意地怀疑一切东西,任意地否定一切东西。
不可否认,中国现今流传的古代历史文献,其中确有若干是后人伪造的,辨伪工作确是历史科学工作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辨伪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辨伪工作并不是要求某一个人能证明伪的多就算好,可以允许把真的也说成是伪的,而是要求能做得正确,不把伪的错认为真的,也不把真的错认为伪的,让历史科学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来看胡适这些人所做的“疑古辨伪”工作是不是也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呢?肯定说,不是!
首先,我们知道他们所遵行的原则:第一,是“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说把一切东西都当作怀疑的对象来处理;第二,是“宁疑古而失之,勿信古而失之”,这就是说“尽可错杀了,不要错放了”。请看吧! 这是什么性质的原则?依照这个原则行事,其结果还能正确吗?
其次,我们知道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说,他们的结论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他们研究的过程,并不是真的在探求客观真理,而只是寻找若干具体例子来证实他们的结论的过程。请问,执行上述原则,应用这种方法来做辨伪工作,其结果如何,难道不是可想而知吗?其结果当然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把绝大部分真的都说成是伪的,造成极端混乱,使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无法进行罢了。
还有应该说明的,即中国古书有几点与后世之书不同:第一,古书多是口耳相传,有的一传即著于竹帛,有的数传以后始著于竹帛,不同于后世之书都由著者本人亲手编写;第二,古书,特别是先秦诸子,多是一家之学,其著述不必由于一人,不同于后世的文集必为一人的著述,而内容却不专于一家;第三,古书但凭手写,辗转传抄,往往有注语误入正文或正文误为注语之事,也有误将读者增补或附记并人本文和由读者把原书中无谥的人名改从有谥、旧地名改从新地名等等,不同于后世由于印刷术盛行,基本上消除了上述这些情况;第四,“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 ①文字不嫌蹈袭前人,不同于后世矜尚文辞,语必己出。
正由于古书有上述第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易传》里有“子曰”,便断言《易传》非孔子作,不能因为《公羊传》于汉初著于竹帛,便断言《公羊传》是汉人之书。同样,由于有上述第二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庄子》书有记庄子将死之言,《韩非子》书载李斯驳议,但不怀疑二书为伪书。由于有上述第三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语,《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书“今上”而书“武帝”,及《老子》书有“偏将军”和“上将军”,但不怀疑二书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由于有上述第四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易传·乾文言》释元、亨、利、贞四德与《左传·襄公九年》穆姜之语略同,但不相信说《乾文言》非孔子作。
以上,因限于篇幅,只信手拈出眼前的,为大家所熟悉的几个例子作为证明,实际这乃是一般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做辨伪工作,如果不认识上述情况,或隐瞒上述情况,而把古书看作与后世之书等同,片面地抓住几条矛盾、可疑的事例,便作出全书皆伪的结论,这是极大的错误。然而,胡适等所作的“疑古辨伪”工作,却正是关注于这些地方,真的有不少人接受了他们的看法,直到今天还很相信呀!
对史料的看法,他们认为实物史料可靠,文献史料不可靠,特别是在古史研究上,他们几乎完全不信任文献史料,希望单凭实物史料另建立一套体系,来说明社会一切问题(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际这个看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因为实物史料虽然真实可靠,但是它也有缺点:第一,它的保存或发现从整个社会生活来说,毕竟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的;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不能设想所有过去的历史,完全从地底下重新发现。第二,它多半是残缺的、局部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能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第三,它尽管是客观的,真实可靠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它、说明它,却不能不通过主观。假如我们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还不免要发生错误。另一方面,文献史料虽然不真实可靠,但是一般说,它也有很多优点。第一,它大都是理性知识,是经过千万人观察、实践,又经过专家学者抽象、概括、分析、研究的最后成果,它所反映的大都是社会上重要的问题、本质的问题。第二,它几乎蕴藏着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所需要的各方面资料,如与实物史料相比,显然它具有丰富、全面、完整、明确等特点。
总之,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二者实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没有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几乎不能认识;文献史料的错误和缺漏的地方,也正待实物史料加以修正、补充。二者实相辅相成,并不是对立的。对历史科学研究来说,史料多多益善,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都是重要的、宝贵的东西,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而抹杀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
至于打算不要文献史料,但凭实物史料另建古史体系的想法或做法,那更是无比错误。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实际是假借要求每一史料必须绝对真实可靠为名,暗地里在做偷天换日、涂改历史的事情。大家知道,实物史料所能说明的历史问题是有限的,它不能独立地负起说明历史全部问题的任务。现在硬要派它说明历史全部问题,并且还有这样想法,即硬要用它来对原来由文献史料所建立的古史体系作全面否定,这样,势所必至,就不能不依靠个人的主观想象力来填补空白,或用类比方法搬套现成的公式,结果所建成的只能是主观的历史,而不能是客观的历史,只能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绝不能把历史变成科学。
其次,关于史料的使用问题,也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古书的年代应由该书的著者或编者的年代来确定,古书的年代确定了,书内史料的年代也连带确定了。当使用史料时,限制某一时代的史料只能在说明某一时代的历史问题时使用,而不能越出这个时代,即不能在说明前一时代的历史问题时使用。实际史料问题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问题,不能采取这样抽象的、简单的办法来处理。第一,编与著二者不是同一的东西。例如,扬雄是《扬子法言》的著者,而戴圣则是《小戴礼记》的编者。如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法言》一书的年代用扬雄的年代来确定,无疑是对的。但是,《礼记》一书的年代如用戴圣的年代来确定,这就不对了。因为,《礼记》相当于后世的丛书,里面完全是前人的作品,戴圣仅有抄撮之功而已。第二,同是著述,历史著述和哲学著述、文学创作也不相同。例如,《荀子》一书是荀卿所著,用以阐述荀卿个人的观点,该书作为史料使用时,自可用荀卿的年代来确定。至《左传》一书虽为左丘明所著,但作为史料使用时,却不能用左丘明的年代来确定,因为它是历史书,所记史实须有依据,不能看作是他个人的创造。还有,如《孟子》一书虽然为孟轲所著,但书中所引述的古书和前人的言语、事迹等等,都不能看作是孟轲的凭臆虚构。又如《周礼》一书虽然应肯定是战国人所著,但不能作战国的史料来使用,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有根据,纵令不能即认为是周初制度,至少可以作为旁证材料。综上所述,可见用一书的著者或编者的年代来确定该书的年代,用该书的年代来限制该书作为史料使用的年代,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又次,他们对于古史传说,同样也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先秦古书所谈到的殷周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迹,都看成是古史传说,把古史传说都看成是神话的演变。因而断言,叙述中国历史当从殷代有文字记录时开始,殷代以前没有史料可用,只能用考古资料来说明。其实,中国有文字并不是自殷代才开始的,在有文字以前,人类还有很多的记事方法。《易·系辞传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何况口耳相传,累世不绝,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没有这样例子。即以实例为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因述“鸟官”而及“云师”、“火师”、“水师”、“龙师”,与古代图腾之制相符。《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种情况只能用氏族制来解释,也非后世行个体婚制时所能臆造。还有,“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 ①。不但近人认为“事理之所必无” ②,即宋人欧阳修已极言其谬。 ③但是,古人、今人智慧相差并不甚远,上述之事,如果出于古人伪造,为什么偏偏造得这样不合情理呢?又,此事略载在《史记·三代世表》。我们知道,《三代世表》中的殷帝系已由殷墟出土甲骨卜辞证实确有依据。其他现在不能证实的东西,当然不能说其不伪,但是,又怎能决其必伪呢?在今天看来,为不合情理之事,焉知在古代不是很合情理之事呢? 以上三个问题实应深思,不应轻率地便下结论。依我的看法:这份史料经历世代过多,其中细节难免有讹误之处,总的说来,应该是可信的。所谓“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实际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是说明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
我们可以毫不怀疑“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并不是什么神话、幻想,而是实有其事。这个黄帝不是别的,就是氏族起源的共同祖先;黄帝以下的系谱,特别是不合情理那一部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氏族名称创造的系谱。在今天看来,觉得不合情理,哪知在古代却是很合情理的呵!
王国维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又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王国维这段话非常正确,故引来以作本问题讨论最后的结语。
思想史是专史的一种,它仅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即思想方面加以阐述。主要是阐述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哪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这些思想、观点和理论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关系等等。
(二)本编的起止和重点
本编名《先秦思想史》,已表明以秦统一为下限,不过先秦的先字含义还不够明确,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颜师古注曰:“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即本编将由远古谈起。当然,世代愈远,史料愈少,其间又往往真伪杂出,疑信参半,给研究增加许多困难。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应该有信心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不应因此就缩短中国历史。何况科学的叙述,要求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岂得不要头脑,从半路写起?另一方面,远古史料虽然问题很多,但是真实的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边保存着,我们如果能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审慎地加以处理,未尝不可以得到正确解决。以上就是本编所以由远古谈起的理由。至于重点则放在周代,特别是放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三)关于分期问题
由于思想史所叙述的是整个历史的一个方面,所以思想史的分期应与通史的分期相一致。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目前史学家还在争论,没有解决。依我个人的浅见,认为中国古史有两个最明显的分界线,一个是夏,一个是秦。
夏传子是家庭在与氏族的对抗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礼记·礼运》首节言大同、小康,以禹为分界。说者有的以为“……大同之治,实孔门最高理想” ①。有的以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老聃、墨氏之论” ②。其实,这些论断都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在于把客观的史实看作是主观的想象。今天大家都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应该知道,《礼记·礼运》里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只有氏族社会才会有这种情况,生在春秋时代的人,如果不是有真实史料可凭,怎能设想由一个人的脑子里偶然地想出这样事实来。反之,我们如认为这是客观的史实,它表明禹以前是原始社会,这不但与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还可以从其他文献里找出很多记载和我们这个观点互相证明。 ③朱熹说:“《记》 ④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其实,原来事实如此,并不是什么分裂太甚,此《记》并无病,病在朱氏用主观主义来看问题罢了。
至秦则在土地制度上和政治制度上均作了根本的改革,清史学家赵翼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①这话是十分正确的。所以秦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明显的分界线。
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虽然基本上相同,但是夏代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殷周为奴隶社会,到了周代才发展为完全的阶级社会的国家。最显著的特点为周初所实行的分封制。先儒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王国维说:“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又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②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本编叙述,计分三章:一、原始社会思想;二、夏、商社会思想;三、周代社会思想。至周代则更分为西周期、春秋期、战国期。
(四)关于史料问题
为什么在这里提出史料问题呢? 第一,因为史料问题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对于史料的看法有错误,显然根据史料所得出来的结论必然也不会正确。第二,因为现在史学界对于史料问题还有某些不正确的看法,具体些说,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还存在,甚至可以说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就有必要在这里把史料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大体说,史料有两类:1.文献史料;2.实物史料。旧日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大都只晓得利用文献史料,对于实物史料的价值认识不足。至“五四”以来,一般学者则又片面地强调实物史料的重要,对大部分文献史料错误地予以怀疑或否定。因此,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实在于指出错误,并对上述两类史料各给以恰当的估价。
关于唯心主义史学观点的错误性质,我想不需举更多的事实来说明,只看看下面所引述的几段话就可以了。
一、胡适“自述古史观”说: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①
二、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说:
“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 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需辩护的事实。” ①
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说:
“时到现在,谁都知道古代史有问题,谁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先生。他自从出版了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以后,继续努力不怠,到了今天,著述愈积愈富,发明愈来愈多,同志愈聚愈众,声名也已从毁誉参半到了誉多毁少的地步。”
四、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
“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 ①
请再就以上所引这四段话,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段话是胡适在古史研究的领域内所提出来的错误观点。这个错误观点的内容,第一,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第二,是对东周以下的史料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请问经过这样做以后,古史还剩下什么?实质上已经把全部古史给否定了。
第二段话是胡适为顾颉刚《古史辨》所作的赞扬,这是因为顾颉刚支持他的观点,确能按照他的理论行事。请看胡适所支持的“革命勋绩”是什么?仅仅是拿了一把大斧子,拼命地对古史一劈、再劈而已。那么,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哪里?难道还不能看清楚吗?
第三段话是童书业的欢呼,是他为他们的行为已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欢呼。请看他们所谓“可观的‘疑古’的成绩”是什么?不过是“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而已。这样的“成绩”难道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第四段话是顾颉刚自己提出的观点。他的“汉族文化衰老论”是不正确的! 他居然说,中国历史上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是汉族占了便宜,因为汉族人得到新血液。他认为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汉族就不能苟延到今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提倡大汉族主义,历史上所谓五胡、契丹、女真、蒙古,到今天已经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都是我们的同胞。但顾颉刚的论点则有反对民族大团结、鼓励帝国主义侵略之嫌。
这些学者不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依照他们的说法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由老子、孔子一直到韩非几乎都是骗子。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可以随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可以随意创造若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提出政治主张的依据。他们把由他们主观臆想的这种做法叫做“托古改制”,硬套在古人的头上,因而断言:尧、舜、禹、稷以及伏羲、神农、黄帝等等,都是古代思想家随意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些人物;许多古代思想家所称引的文献和史实,都是古代思想家自己捏造的,并没有客观依据。
当然,“托古改制”这个名称是康有为首先提出来的,不是顾颉刚等的新“发明”。不过,应该说明,康有为的论点,如“孔子为制法之王”、“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以及说孔子是黑帝降精为大地教主等等 ①,谬误显然,相信者少,其影响不大,且其立论是出于政治目的,在于变法维新。不似顾颉刚等具有“尊重科学,追求真理”的理论,迷惑了很多人。不过他们有一点完全相同,即都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顾颉刚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观点,一见“倾心”,推为“卓识”,把它接受过来。
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都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偶然产生。古代思想家的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不能随意创造自己的思想。同时,古代思想家也并不是都主张“改制”,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例,它就是保守主义者,不主张“改制”。康有为宣传孔子改制乃是故意附会,并非事实。恰如宋云彬说“其实正是他自己在托古改制” ①。古代思想家确有不少主张“改制”的,也确有假借古人的言论、事迹宣传自己论点的事例,如道家称黄帝,许行称神农,墨家称禹之类。但是,这不能用“托古”来解释。尽管各家称引时,有若干增饰,其基本的内容一定是真实的。因为,纯属虚构则不能令人相信,没有号召力。关于上述这种情况,马克思在所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里已经精确地总结为一条规律并作了经典式的说明。即: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们仿佛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又说: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争;是为了提高某一任务在想象中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行游荡起来。” ①
可见,“人们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可理解为所谓“改制”)为什么“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可理解为所谓“托古”)呢?是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必须“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所以,这些“过去的亡灵”必然是现实地存在过,有重大影响为人所共知的,不可能凭空捏造。当然也不是“让亡灵重行游荡起来”,而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这种情况,不但先秦诸子如此,后世王莽、王安石和康有为也如此,不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例子,外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例子 ①。这是客观存在的一条规律。
胡适最喜欢说:“拿证据来!”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们非常尊重科学、重视客观事实。可是我们如仔细考察他们的观点,是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就不难发现,他们所要证明的,并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成见。他们所要证明的不过是“屈原是一种复合物”和“禹出于夏鼎”一类极其错误的论点而已。
当然,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也特别重视证据。但是,我们重视证据的目的和方法却与他们根本不同。
胡适又有这样一句话,即“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②。这句话从表面上看非常正确,好像真能用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问题,实际却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一个人所能直接经验到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历史上人物和事件一去不复返,不可能直接经验,纵令容有当时遗物留传人间,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确实客观地存在着或存在过,但是除了信任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以外,不能找到所谓“充分证据”来证明;第二,同是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看法。即以屈原为例,他遗留下很多篇作品,在《史记》里有传,向来人都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文学家,这应该是有“充分证据”了! 然而,胡适却还是“不信任”,还能够证明他是“复合物”。请问,还有什么东西是“充分证据”能使他们信任呢?
正因为一方面由于有很多客观存在着或存在过的事物,不能找到充分证据来证明;一方面由于他们所使用的“充分证据”一词,只有主观上意义,没有客观上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胡适这句话的实质是以“没有充分证据”为理论依据来任意地怀疑一切东西,任意地否定一切东西。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对胡适的一句话浪费这么多的笔墨呢?
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胡适这句话的实质,同时也就认识到他们所大力提倡的“疑古辨伪”工作的实质了。应该指出,他们的“疑古辨伪”工作,就是任意地怀疑一切东西,任意地否定一切东西。
不可否认,中国现今流传的古代历史文献,其中确有若干是后人伪造的,辨伪工作确是历史科学工作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辨伪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辨伪工作并不是要求某一个人能证明伪的多就算好,可以允许把真的也说成是伪的,而是要求能做得正确,不把伪的错认为真的,也不把真的错认为伪的,让历史科学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来看胡适这些人所做的“疑古辨伪”工作是不是也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呢?肯定说,不是!
首先,我们知道他们所遵行的原则:第一,是“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说把一切东西都当作怀疑的对象来处理;第二,是“宁疑古而失之,勿信古而失之”,这就是说“尽可错杀了,不要错放了”。请看吧! 这是什么性质的原则?依照这个原则行事,其结果还能正确吗?
其次,我们知道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说,他们的结论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他们研究的过程,并不是真的在探求客观真理,而只是寻找若干具体例子来证实他们的结论的过程。请问,执行上述原则,应用这种方法来做辨伪工作,其结果如何,难道不是可想而知吗?其结果当然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把绝大部分真的都说成是伪的,造成极端混乱,使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无法进行罢了。
还有应该说明的,即中国古书有几点与后世之书不同:第一,古书多是口耳相传,有的一传即著于竹帛,有的数传以后始著于竹帛,不同于后世之书都由著者本人亲手编写;第二,古书,特别是先秦诸子,多是一家之学,其著述不必由于一人,不同于后世的文集必为一人的著述,而内容却不专于一家;第三,古书但凭手写,辗转传抄,往往有注语误入正文或正文误为注语之事,也有误将读者增补或附记并人本文和由读者把原书中无谥的人名改从有谥、旧地名改从新地名等等,不同于后世由于印刷术盛行,基本上消除了上述这些情况;第四,“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 ①文字不嫌蹈袭前人,不同于后世矜尚文辞,语必己出。
正由于古书有上述第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易传》里有“子曰”,便断言《易传》非孔子作,不能因为《公羊传》于汉初著于竹帛,便断言《公羊传》是汉人之书。同样,由于有上述第二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庄子》书有记庄子将死之言,《韩非子》书载李斯驳议,但不怀疑二书为伪书。由于有上述第三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语,《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书“今上”而书“武帝”,及《老子》书有“偏将军”和“上将军”,但不怀疑二书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由于有上述第四种情况,我们尽管看到《易传·乾文言》释元、亨、利、贞四德与《左传·襄公九年》穆姜之语略同,但不相信说《乾文言》非孔子作。
以上,因限于篇幅,只信手拈出眼前的,为大家所熟悉的几个例子作为证明,实际这乃是一般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做辨伪工作,如果不认识上述情况,或隐瞒上述情况,而把古书看作与后世之书等同,片面地抓住几条矛盾、可疑的事例,便作出全书皆伪的结论,这是极大的错误。然而,胡适等所作的“疑古辨伪”工作,却正是关注于这些地方,真的有不少人接受了他们的看法,直到今天还很相信呀!
对史料的看法,他们认为实物史料可靠,文献史料不可靠,特别是在古史研究上,他们几乎完全不信任文献史料,希望单凭实物史料另建立一套体系,来说明社会一切问题(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际这个看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因为实物史料虽然真实可靠,但是它也有缺点:第一,它的保存或发现从整个社会生活来说,毕竟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的;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不能设想所有过去的历史,完全从地底下重新发现。第二,它多半是残缺的、局部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能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第三,它尽管是客观的,真实可靠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它、说明它,却不能不通过主观。假如我们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还不免要发生错误。另一方面,文献史料虽然不真实可靠,但是一般说,它也有很多优点。第一,它大都是理性知识,是经过千万人观察、实践,又经过专家学者抽象、概括、分析、研究的最后成果,它所反映的大都是社会上重要的问题、本质的问题。第二,它几乎蕴藏着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所需要的各方面资料,如与实物史料相比,显然它具有丰富、全面、完整、明确等特点。
总之,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二者实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没有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几乎不能认识;文献史料的错误和缺漏的地方,也正待实物史料加以修正、补充。二者实相辅相成,并不是对立的。对历史科学研究来说,史料多多益善,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都是重要的、宝贵的东西,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而抹杀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
至于打算不要文献史料,但凭实物史料另建古史体系的想法或做法,那更是无比错误。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实际是假借要求每一史料必须绝对真实可靠为名,暗地里在做偷天换日、涂改历史的事情。大家知道,实物史料所能说明的历史问题是有限的,它不能独立地负起说明历史全部问题的任务。现在硬要派它说明历史全部问题,并且还有这样想法,即硬要用它来对原来由文献史料所建立的古史体系作全面否定,这样,势所必至,就不能不依靠个人的主观想象力来填补空白,或用类比方法搬套现成的公式,结果所建成的只能是主观的历史,而不能是客观的历史,只能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绝不能把历史变成科学。
其次,关于史料的使用问题,也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古书的年代应由该书的著者或编者的年代来确定,古书的年代确定了,书内史料的年代也连带确定了。当使用史料时,限制某一时代的史料只能在说明某一时代的历史问题时使用,而不能越出这个时代,即不能在说明前一时代的历史问题时使用。实际史料问题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问题,不能采取这样抽象的、简单的办法来处理。第一,编与著二者不是同一的东西。例如,扬雄是《扬子法言》的著者,而戴圣则是《小戴礼记》的编者。如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法言》一书的年代用扬雄的年代来确定,无疑是对的。但是,《礼记》一书的年代如用戴圣的年代来确定,这就不对了。因为,《礼记》相当于后世的丛书,里面完全是前人的作品,戴圣仅有抄撮之功而已。第二,同是著述,历史著述和哲学著述、文学创作也不相同。例如,《荀子》一书是荀卿所著,用以阐述荀卿个人的观点,该书作为史料使用时,自可用荀卿的年代来确定。至《左传》一书虽为左丘明所著,但作为史料使用时,却不能用左丘明的年代来确定,因为它是历史书,所记史实须有依据,不能看作是他个人的创造。还有,如《孟子》一书虽然为孟轲所著,但书中所引述的古书和前人的言语、事迹等等,都不能看作是孟轲的凭臆虚构。又如《周礼》一书虽然应肯定是战国人所著,但不能作战国的史料来使用,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有根据,纵令不能即认为是周初制度,至少可以作为旁证材料。综上所述,可见用一书的著者或编者的年代来确定该书的年代,用该书的年代来限制该书作为史料使用的年代,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又次,他们对于古史传说,同样也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先秦古书所谈到的殷周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迹,都看成是古史传说,把古史传说都看成是神话的演变。因而断言,叙述中国历史当从殷代有文字记录时开始,殷代以前没有史料可用,只能用考古资料来说明。其实,中国有文字并不是自殷代才开始的,在有文字以前,人类还有很多的记事方法。《易·系辞传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何况口耳相传,累世不绝,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没有这样例子。即以实例为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因述“鸟官”而及“云师”、“火师”、“水师”、“龙师”,与古代图腾之制相符。《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种情况只能用氏族制来解释,也非后世行个体婚制时所能臆造。还有,“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 ①。不但近人认为“事理之所必无” ②,即宋人欧阳修已极言其谬。 ③但是,古人、今人智慧相差并不甚远,上述之事,如果出于古人伪造,为什么偏偏造得这样不合情理呢?又,此事略载在《史记·三代世表》。我们知道,《三代世表》中的殷帝系已由殷墟出土甲骨卜辞证实确有依据。其他现在不能证实的东西,当然不能说其不伪,但是,又怎能决其必伪呢?在今天看来,为不合情理之事,焉知在古代不是很合情理之事呢? 以上三个问题实应深思,不应轻率地便下结论。依我的看法:这份史料经历世代过多,其中细节难免有讹误之处,总的说来,应该是可信的。所谓“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实际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是说明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
我们可以毫不怀疑“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并不是什么神话、幻想,而是实有其事。这个黄帝不是别的,就是氏族起源的共同祖先;黄帝以下的系谱,特别是不合情理那一部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氏族名称创造的系谱。在今天看来,觉得不合情理,哪知在古代却是很合情理的呵!
王国维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又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王国维这段话非常正确,故引来以作本问题讨论最后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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