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近 代维新运动的 “精神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故世称 “康南海” 或“南海先生”。康家是广东名门,世以程朱理学传家,康有为耳濡目染,有志为圣人,开口就是“圣人圣人”,里党传以为笑,戏曰 “圣人为”。十八岁始游学广东名儒朱次琦门下,出入经史,泛览百家,尤喜今文经学,暗自以“帝王师” 自期。当时,欧风美雨正开始席卷中国,而传统士大夫却多津津乐道于乾嘉以来的考据训诂之学,不知文明古国正面临两千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大变局。康有为在广东得风气之先,对西学有所接触,思想为之一变。他三十一岁时赴京参加会试,毅然以布衣身份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等三项革新政治的建议。尽管这封上书被大臣扣压,未能送交光绪皇帝,但康有为的名字已在青年士人中传播开来。康有为非常自负,会试考题为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他竟然在答题的结语中说:“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 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便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康有为将所谓学问分为经世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等四科,他鄙薄考据和词章,故其在万木草堂所讲之学为经世和义理。这和当时盛行的乾嘉学风大异其趣。少年得志的梁启超 (十七岁中举)竟然放弃对功名的追求,慕名来到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梁启超后来回忆说: “我以少年科第,又对当时名流所推重的考据、词章之学颇有所知,故沾沾自喜。康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将数百年无用旧学,一一辨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我初闻其说,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立刻尽失去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一夜不能入睡。” 可见康氏之学在当时震聋发聩的影响。康有为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新学伪经考》 (1891) 与《孔子改制考》 (1896) 两书,前者是破坏性的论著,将当时学界奉为神圣的古文经 (《毛诗》、《尚书》、《周礼》、《春秋左氏传》等)斥为 “伪经”,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假货; 后者是建设性的论著,认为今文经皆孔子所作,其目的是托古改制。这不仅反映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而且也表现了近代儒家革新传统儒学以适应时代需要的企图。此两书一出,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由此而定。有趣的是,在康有为名扬天下之时,一位在当时还没有多大名气的经学家却声称,康有为有剽窃之嫌,《新学伪经考》是祖述其《辟刘篇》的基本观点,《孔子改制考》则是祖述其《知圣篇》 的基本观点。这位经学家名叫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近代著名学者王闿运的高足。尽管康有为坚决否认其事,反对派却都以此为口实来攻击康有为学品低下。康有为的志向绝非是学者生涯,他信奉的是今文经学,人世精神非常强烈。1895年,早已获得举人资格的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当时,中国海军因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舰队击败,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代表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主张。他和弟子梁启超发动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字,并将这份维新派的政治纲领送交都察院,以便上达皇帝。这就是著名的 “公车上书” (汉朝用公家的车马接送应征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 来代指进京会试的举人)。翌年,康有为获得进士资格,被授予工部的一个闲职。1898年 (即农历戊戌年) 初,康有为得知德国武力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一连写了五封上皇帝书,而且终于被送到皇帝手中。年轻的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非常感兴趣,在总理衙门首次召见了这位已经名震天下的维新派领袖,并特许他“专摺言事”。康有为趁机呈上自己所著 《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法国革命记》、《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 以及《新学伪经考》和 《孔子改制考》等著作,请求光绪皇帝 “及时发愤,革旧图新”,说是中国只要走上变法的道路,十年就可成为世界强国。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促成下,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了 《明定国是诏》,开始推行包括废八股、开学堂、广言路、汰冗员、倡实业等在内的 “新政”。康有为参与了新政,并上书皇帝,要求仿照西方基督教的格局,尊孔子为教主,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卒年为中国纪元元年。慈禧太后发动 “戊戌政变” 后,康有为亡命海外,周游欧美列国,继续在华侨中鼓吹君主立宪,组织保皇党,以声援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这时,孙中山正在海外组织革命党,宣传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民族革命和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 的民主革命,康有为特撰写 《论革命书》 一文,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此期间,康有为终于完成了他三十四岁开始构思的 《大同书》,用近代欧洲的种种时髦观念如民治主义、国际联合主义、老病保险主义、共产主义等,来重新设计儒家古老的 “大同” 世界。这在正统的儒家看来,完全是 “野狐禅”,但却为儒学在近代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中华民国建立后,康有为回到阔别了十多年的故国,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抱负已经注定不能成功,但他仍不甘寂寞,曾担任以尊孔为宗旨的孔教会会长,公开提出要 “定孔教为国教”。由于他反对共和,甚至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因此在民国时代声名颇为狼藉,被人目为极端的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