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的含辉室、双凤凰砖斋
刘半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世以字行。斋号有含辉室、灵霞馆、双凤凰砖斋等。年轻时曾厕身上海十里洋场，后因投稿《新青年》，被蔡元培、陈独秀发现，遂请到北京。1917年，刘半农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据他自己的回忆，初来北京时，他脚踏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再看他的字“半侬”，颇有些上海油子的味道。其斋号“含辉”语出《艺文类聚·行旅》，谢灵运的《归涂赋》有“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句，似可以窥见他身处“才子时段”的一种情性。鲁迅曾说：“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他曾经使校园内的学者为之皱眉，那些人也批评他的为人——浅。
鲁迅曾这样谈到“五四”运动前后的陈独秀、胡适与刘半农：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①
鲁迅又说，刘半农“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1891年5月27日），刘半农生于江苏江阴县城内西横街的一户颇为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当然懂得一些因材施教。刘半农从小特别喜欢绘画，3岁会唱儿歌，4岁接受启蒙，从父识字，6岁入塾就读，已能作对咏诗。11岁时，入其父刘宝珊和杨绳武创办的本城翰墨林小学读书。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这所小学新学、旧学并重，尤其重视国文、算数和英语，遂初步造就了他的古文、白话文和英语的扎实根底。
1907年，他做了入常州府中学堂的首届学生。因他“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外露恒为同学所倾”，经常受到学校的嘉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关门。当时，江阴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离校后的刘半农“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 ①，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持革命。
1912年二三月间，刘半农苦于没有出路，向妻弟朱组绥“借了五块钱作川资”，携二弟天华同往上海，希冀以自己的才华能在黄浦滩头寻觅新的生活。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俩进了上海开明剧社，半农充任编剧，天华教授西乐。头一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到了冬天，兄弟俩共盖一床薄被，相互用体温御寒。白天要外出办事，俩人仅有一件棉袍，一个人穿了出门，另一个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
后来剧社解散，刘半农在鸳鸯蝴蝶派大家徐半梅的帮助下，卖文为生。他步入上海文坛之际，也正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充斥上海街头之时。五年间，他发表的小说就有四十余篇。其中，著译各半，优劣杂陈。其中自注的名目就有警世、侦探、滑稽、社会、哀情、醒世、实业、言情、宫廷、国事、历史、哲理、政治、刺世等十余种之多，这和当时其他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的选材基本相同。但是他的小说又与当时那些专门描写柳荫花旁“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的陈词滥调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一生中知其最深的钱玄同说过：“半农在上海任日报编辑，整日写那些人所谓红男绿女派的小说，普通人即谓之为礼拜六派的人物。但实际说来，半农写小说，绝不与礼拜六派相同，他有他的主张，绝不与那一般红男绿女派同流合污……”他的小说《稗史罪言》、《奴才》、《催租叟》、《可怜之少年》等，均与鸳鸯蝴蝶派貌合神离。
1916年秋开始，他集中精力为《新青年》撰稿。他以昂扬的斗争精神，清新活泼的笔调，登上了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坛。
1917年，年仅26岁、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被蔡元培破格聘用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据周作人的回忆，当时胡适等“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气馁，他在文法课上，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时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受到学生的欢迎。1920年由群益书社出版的《中国文法通论》一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教学的讲义。此间，他还办过《中国之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等专题讲座。
然而，由于他在上海写过五年小说，那时的署名叫刘半侬，这个“侬”字，一望而知是有着浓厚的上海滩上的鸳鸯蝴蝶派气息，所以不时会招来一些人的驳难。为了表示和旧文坛、旧文学一刀两断的决心，刘半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向。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毅然将笔名“半侬”改作“半农”。后来，他在《答Y·Z君》文中，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前三四年，上海的各种小说杂志极盛的时候，内容大都是做的一半，译的一半。那译的一半，虽然大都是哈葛德、柯南达里诸公的名作，却还究竟可以算得一种东西，那做的一半，起初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后来竟一变成为黑幕一流的文字了。
刘半农一生最为耀眼的光芒出现在伟大的新文学运动中。1917年，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他倡导文学革命，并就文学形式、内容上的革新，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精彩一幕是他与钱玄同合演的骂倒王敬轩的双簧戏。新文学运动之初，“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谬论写了一篇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而刘半农则在《复王敬轩书》中运用嬉笑怒骂的文笔给以驳斥。一方是浓圈密点，诬陷“提倡科学，流弊甚多”；另一方面，则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相赠。《复王敬轩书》让革新者拍手称快，复古者惶惶不安。鲁迅曾高度评价说：“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①
然而，没过多久，刘半农变得消沉起来。1918年9月，他写作《作揖主义》一文，就流露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情绪。1920年2月，他赴法国留学，潜心于钻研语言学。通过五年的治学，他通过了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人荣获的第一个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1925年8月，他学成归国，致力于语言语音学的研究与教学，与当年文学革命中的那个斗士判若两人。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并戏称之为“国家博士”。1932年，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的情形，我真是隔膜极了。刘博士之言行，偶然也从报章上见之，真是古怪得很，当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
也就在鲁迅所“憎恶他的近几年”，他又有了另外的斋号，如“双凤凰砖斋”等。发表于1934年4月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中说：“昔苦雨老人 ②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仅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倍之矣。”看来是惬意得不得了呀！
据他自己的回忆，初来北京时，他脚踏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再看他的字“半侬”，颇有些上海油子的味道。其斋号“含辉”语出《艺文类聚·行旅》，谢灵运的《归涂赋》有“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句，似可以窥见他身处“才子时段”的一种情性。鲁迅曾说：“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他曾经使校园内的学者为之皱眉，那些人也批评他的为人——浅。
刘半农像
鲁迅曾这样谈到“五四”运动前后的陈独秀、胡适与刘半农：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①
鲁迅又说，刘半农“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1891年5月27日），刘半农生于江苏江阴县城内西横街的一户颇为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当然懂得一些因材施教。刘半农从小特别喜欢绘画，3岁会唱儿歌，4岁接受启蒙，从父识字，6岁入塾就读，已能作对咏诗。11岁时，入其父刘宝珊和杨绳武创办的本城翰墨林小学读书。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这所小学新学、旧学并重，尤其重视国文、算数和英语，遂初步造就了他的古文、白话文和英语的扎实根底。
1907年，他做了入常州府中学堂的首届学生。因他“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外露恒为同学所倾”，经常受到学校的嘉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关门。当时，江阴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离校后的刘半农“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 ①，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持革命。
1912年二三月间，刘半农苦于没有出路，向妻弟朱组绥“借了五块钱作川资”，携二弟天华同往上海，希冀以自己的才华能在黄浦滩头寻觅新的生活。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俩进了上海开明剧社，半农充任编剧，天华教授西乐。头一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到了冬天，兄弟俩共盖一床薄被，相互用体温御寒。白天要外出办事，俩人仅有一件棉袍，一个人穿了出门，另一个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
后来剧社解散，刘半农在鸳鸯蝴蝶派大家徐半梅的帮助下，卖文为生。他步入上海文坛之际，也正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充斥上海街头之时。五年间，他发表的小说就有四十余篇。其中，著译各半，优劣杂陈。其中自注的名目就有警世、侦探、滑稽、社会、哀情、醒世、实业、言情、宫廷、国事、历史、哲理、政治、刺世等十余种之多，这和当时其他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的选材基本相同。但是他的小说又与当时那些专门描写柳荫花旁“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的陈词滥调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一生中知其最深的钱玄同说过：“半农在上海任日报编辑，整日写那些人所谓红男绿女派的小说，普通人即谓之为礼拜六派的人物。但实际说来，半农写小说，绝不与礼拜六派相同，他有他的主张，绝不与那一般红男绿女派同流合污……”他的小说《稗史罪言》、《奴才》、《催租叟》、《可怜之少年》等，均与鸳鸯蝴蝶派貌合神离。
1916年秋开始，他集中精力为《新青年》撰稿。他以昂扬的斗争精神，清新活泼的笔调，登上了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坛。
1917年，年仅26岁、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被蔡元培破格聘用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据周作人的回忆，当时胡适等“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气馁，他在文法课上，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时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受到学生的欢迎。1920年由群益书社出版的《中国文法通论》一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教学的讲义。此间，他还办过《中国之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等专题讲座。
然而，由于他在上海写过五年小说，那时的署名叫刘半侬，这个“侬”字，一望而知是有着浓厚的上海滩上的鸳鸯蝴蝶派气息，所以不时会招来一些人的驳难。为了表示和旧文坛、旧文学一刀两断的决心，刘半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向。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毅然将笔名“半侬”改作“半农”。后来，他在《答Y·Z君》文中，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前三四年，上海的各种小说杂志极盛的时候，内容大都是做的一半，译的一半。那译的一半，虽然大都是哈葛德、柯南达里诸公的名作，却还究竟可以算得一种东西，那做的一半，起初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后来竟一变成为黑幕一流的文字了。
刘半农一生最为耀眼的光芒出现在伟大的新文学运动中。1917年，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他倡导文学革命，并就文学形式、内容上的革新，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精彩一幕是他与钱玄同合演的骂倒王敬轩的双簧戏。新文学运动之初，“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谬论写了一篇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而刘半农则在《复王敬轩书》中运用嬉笑怒骂的文笔给以驳斥。一方是浓圈密点，诬陷“提倡科学，流弊甚多”；另一方面，则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相赠。《复王敬轩书》让革新者拍手称快，复古者惶惶不安。鲁迅曾高度评价说：“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①
然而，没过多久，刘半农变得消沉起来。1918年9月，他写作《作揖主义》一文，就流露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情绪。1920年2月，他赴法国留学，潜心于钻研语言学。通过五年的治学，他通过了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人荣获的第一个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1925年8月，他学成归国，致力于语言语音学的研究与教学，与当年文学革命中的那个斗士判若两人。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并戏称之为“国家博士”。1932年，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的情形，我真是隔膜极了。刘博士之言行，偶然也从报章上见之，真是古怪得很，当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
也就在鲁迅所“憎恶他的近几年”，他又有了另外的斋号，如“双凤凰砖斋”等。发表于1934年4月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中说：“昔苦雨老人 ②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仅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倍之矣。”看来是惬意得不得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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