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

        以反 传统著称的思想家。号卓吾,泉州晋江 (今属福建)人。因泉州古称温陵,故又自号 “温陵居士”。李贽幼年家贫,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识字读书,二十二岁考中秀才,二十六岁考中举人。大概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没有再去寒窗苦读博取更高的功名,而是循例做了县儒学的教谕。后来又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的国子监做过博士 (教授),在礼部和刑部做过小官。这样在官场熬了二十多年,最后终于混上了一个四品的知府,但地点却在荒僻的云南姚安。李贽生活在明代后期,程朱理学虽然仍旧是钦定的官方哲学,但已经受到陆王心学的猛烈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信仰危机,个性解放思潮开始蓬勃兴起。李贽在中年后曾经拜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思想上深受王学影响。王守仁发挥陆九渊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的观念,主张 “心外无物”,在思想界起到了张扬个性的客观效果,徐渭、汤显祖等文学家就曾经从中汲取到思想的灵感。李贽与汤显祖有过交往,他们都是王学的信仰者,而且又都对佛教禅宗一往情深。不同的是,李贽更加率性,更走极端。五十三岁那年,李贽辞去姚安知府之职,据《明史·耿定向传》载,原因是他像和尚一样剃了个光头,上官“勒令解任”。这种举动,常人是难以理解的。他有位朋友耿定理在湖北黄安,也是王学信徒,便邀请李贽前往黄安。李贽携眷寄寓在耿家的 “天窝书院”,“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颇为引人注目。两年后,耿定理死后,李贽便将妻女送回福建老家,独自一人移居湖北麻城的龙湖,住在湖畔的芝佛院,自称 “流寓客子”,潜心讲学著述。李贽痛恨“假道学”,公开以 “异端” 自居,说是 “今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这并非幽默,而是坦率。他特拈出“童心”二字,来表达他对假心假意、假人假事的鄙弃。所谓 “童心” 就是自然流出的 “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若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反对对孔子的偶像崇拜,说《论语》 不过是孔门弟子记忆师说、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孔子所言,不过如医生治病,随时处方,不可捧为 “万世之至论”。他还宣称,中国两千年来“无真是非”,因为大家都以 “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种深刻、尖锐、大胆、透彻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李贽深知他的思想已经超过了传统社会所能容纳的程度,故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 《焚书》 (遭世焚弃) 和《藏书》 (藏之后世)。万历二十九年 (1601),李贽寄寓的芝佛院被当地士绅怂恿人烧毁,并要驱逐他出境。这时,李贽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他的好友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接他北上,住通州马家。有一位官员给万历皇帝上奏,说通州距京城仅四十里。如果这位 “狂诞不经” 的 “异端”一旦进入都门,蛊惑人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万历皇帝亲拟圣旨,将李贽严拿治罪,其书一律销毁,罪名是 “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心高气傲、目空千古的思想家,面对狱卒的粗野凌辱,自尊心将会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次年,李贽便在狱中自杀。李贽的思想在当时曾经影响过不少激进青年,如在晚明文坛以标榜 “独抒性灵”著名的袁氏三兄弟。李贽之死,给他们很大的震动。袁中道在为李贽做传时就曾表示: “其人不能学者五,不愿学者三。” 其中一条是: “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 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其实,李贽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他的勇气,更在他的深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宣称要 “颠倒万世之是非” 的叛逆者,试图打破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的思想传统。这在当时以及后来清王朝统治的三百年间,不但难以引起共鸣,甚至被视为狂悖。故清代官修 《明史》 中不为他立传,连黄宗羲的 《明儒学案》 中,也没有给他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