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之晚成堂
顾颉刚的书斋称“晚成堂”。他如是说：
抗战前，我在燕大的宿舍里曾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研究学问工作太简单了，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出结论的，所以一见我面，总会问道：“你讨论古史问题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有同志们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的目标还远得很哪，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一些确定的贡献。所以，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70岁，就以70岁为小成；80岁就以80岁为小成。若80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70、80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是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第二，当“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一半的精力在搞通俗读物，宣传民族意识，古史研究当然免不掉要放松，但望望后面的时间还长，心想只要人民群众的敌忾唤了起来，把最大的敌人压了下去，我依旧可以规规矩矩地做我的本行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当做我的希望。①
他还说：
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唯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②
《古史辨》的出现，在学术界的影响巨大。在“奖誉”的人群中，胡适作为顾的老师，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一文中指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然而，“晚成堂”的成就并非是人人都叫好的。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理水》中说，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到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鸟头先生”是影射顾颉刚的。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这样一来，“鸟头”这一绰号就从“顾”字而生。鲁迅还借乡下人的口说：“人里面是有叫阿禹的。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在鲁迅看来，不管在这一人物身上披过多少神话色彩，也不论人们叫他禹还是禺，反正他不是一条虫。
但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豸。其实，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历史学新论，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指出，《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谟》三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体系，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颉刚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硁硁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鲁迅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 ①，这其中是否包含对顾氏戏谑一刺的自我批评呢？
顾颉刚的学术大器早成，成就卓著，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面世时，他仅有33岁，由此在中国史学界一鸣惊人，其学术地位为同辈学人所不及。然而，他却取号“晚成堂”，可见顾颉刚本人治学作风的严谨。
顾颉刚还有另外一些斋号室名。1921年，他在《侍养录》第三册中记：“今天记了《复堂日记》，看所剩的页数无几了，便想本日记完了它。”复堂，应是他的斋号。后来还有《融一斋笔记》。1947年，他记《逍遥堂摭录》：“逍遥堂者，苏子瞻为徐州刺史时所筑也，其后刺史署递嬗而为知府署。入民国，知府废，遂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年八月来，则校长室已移逍遥堂，予宿其间，更兴尚友之想。”“苏子泉下有知，亦当自笑其命名之时不期而为我名也。”1955年，他开始记《缓斋杂记》第一册，曰：“予于1954年8月应召入京，至今一周岁矣。”“念十余年前，识贪多务得为不寐病之根源，求精神之弛放，曾自署曰‘缓斋’，远师西门豹佩韦之谊，爰乃拈此字以名寓中书室焉。”
抗战前，我在燕大的宿舍里曾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研究学问工作太简单了，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出结论的，所以一见我面，总会问道：“你讨论古史问题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有同志们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的目标还远得很哪，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一些确定的贡献。所以，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70岁，就以70岁为小成；80岁就以80岁为小成。若80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70、80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是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第二，当“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一半的精力在搞通俗读物，宣传民族意识，古史研究当然免不掉要放松，但望望后面的时间还长，心想只要人民群众的敌忾唤了起来，把最大的敌人压了下去，我依旧可以规规矩矩地做我的本行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当做我的希望。①
顾颉刚像
他还说：
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唯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②
顾颉刚出生地——悬桥巷颐家花园
《古史辨》的出现，在学术界的影响巨大。在“奖誉”的人群中，胡适作为顾的老师，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一文中指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然而，“晚成堂”的成就并非是人人都叫好的。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理水》中说，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到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鸟头先生”是影射顾颉刚的。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这样一来，“鸟头”这一绰号就从“顾”字而生。鲁迅还借乡下人的口说：“人里面是有叫阿禹的。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在鲁迅看来，不管在这一人物身上披过多少神话色彩，也不论人们叫他禹还是禺，反正他不是一条虫。
顾颉刚家合影
但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豸。其实，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历史学新论，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指出，《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谟》三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体系，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颉刚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硁硁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鲁迅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 ①，这其中是否包含对顾氏戏谑一刺的自我批评呢？
顾颉刚的学术大器早成，成就卓著，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面世时，他仅有33岁，由此在中国史学界一鸣惊人，其学术地位为同辈学人所不及。然而，他却取号“晚成堂”，可见顾颉刚本人治学作风的严谨。
顾颉刚还有另外一些斋号室名。1921年，他在《侍养录》第三册中记：“今天记了《复堂日记》，看所剩的页数无几了，便想本日记完了它。”复堂，应是他的斋号。后来还有《融一斋笔记》。1947年，他记《逍遥堂摭录》：“逍遥堂者，苏子瞻为徐州刺史时所筑也，其后刺史署递嬗而为知府署。入民国，知府废，遂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年八月来，则校长室已移逍遥堂，予宿其间，更兴尚友之想。”“苏子泉下有知，亦当自笑其命名之时不期而为我名也。”1955年，他开始记《缓斋杂记》第一册，曰：“予于1954年8月应召入京，至今一周岁矣。”“念十余年前，识贪多务得为不寐病之根源，求精神之弛放，曾自署曰‘缓斋’，远师西门豹佩韦之谊，爰乃拈此字以名寓中书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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