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仪斋

        李鸿章原本也是个读书人，出身于安徽庐州（合肥）一个士绅家庭。21岁考中举人，三年后，亦即1847年，再中进士。此后他被选派为翰林院庶吉士，并于1851年授编修。
        大约从1843年起，李鸿章投曾国藩门下，随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自称曾门“传徒习教之人”。曾国藩与李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当时都住在北京。但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李与曾并不尽相同。从李鸿章的早年著述中，并没有发现他对是时争论不休的“汉学”或“宋学”有任何感兴趣的迹象，而这两者正是曾国藩所潜心钻研的。李的早期著述主要包括两类：诗与赋。他的诗大多是关于友情与思亲的主题；他的赋以这类体裁所常用的绚丽文笔写成，内容则多未能摆脱俗套。
        1853年6月，这个前翰林院编修手下已拥有千人军队。8月，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第一次战胜太平军，使他声名鹊起。接着，李鸿章应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曾幕，很受曾的赏识。1862年4月，他率领首批淮军沿江到达上海。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建议，于4月25日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同年12月补授江苏巡抚。他力求用西式武器装备他的军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深信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遭遇的外国侵略，不仅来自内陆边疆，而且来自海上。他经常同西方各国领事和海陆军官员打交道，不能不注意到西方在武力和技术方面都比中国优越。他指出，中国之患在于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没有学者身体力行，探究技术问题（即所谓“艺）。他提议应在科举制度中为专攻技术的人创设一个新的科目，“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这个时期正逐渐离开中国历代相承的文化价值观。

        

李鸿章像

        他对于中学的态度多少体现在其斋号上。他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仪斋”，其“仪”字至少有如下三层意思：
        其一，如《吕氏春秋·先己》所云：“《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当作仪表意。从曾国藩和其他人的评论中似可看出，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胸怀抱负、极有个性、有能力有仪表的人。他身长六英尺许，仪表堂堂。曾国藩形容他“才大心细”。胡林翼（在一次因公赴湖北途中遇晤他）为李的外貌所惊讶，感到他“如许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由此看来，“仪”是李鸿章的一种自许。
        其二，如《史记·礼书》曰：“余致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尙矣。”其中之“仪”当作礼仪。
        其三，如《管子·法禁》：“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此处当指法度、准则。他不遗余力地忠于清朝统治者，并毫不例外的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旧文人信条。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思想，他却从未怀疑儒家礼教之下的社会政治秩序——他的忠君也就是忠于这个社会政治秩序，而这个社会政治秩序又是他个人成功和权力的源泉。
        李鸿章的仪斋与曾的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绵绵穆穆之室等斋号似归于一路，亦有踵事曾国藩余绪之嫌，而无曾氏之恢宏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