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渠成:汉学的复兴

        明清之际,伴随理学的衰微,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批判理学思潮。这一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而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为治学的主旨(《朱舜水集》卷一一),李颙主张“道不虚谈,学贵实效”(《二曲全集》卷七),颜元强调“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黄宗羲则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清史稿》卷四八○),顾炎武更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提倡“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亭林文集》卷三),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倡导经世致用的同时,学术界普遍强调读书,注重证据,主张通经服古,试图以朴实的经学去取代空疏的理学。顾炎武大声疾呼“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卷三),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学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亭林文集》卷四)。李颙也强调“道学即儒学,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二曲全集》卷一四)。费密则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弘道书》卷中)。为了复兴经学,顾炎武还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论,并身体力行,努力从事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和治学方法上开启了新的途径。

姚鼐(1732—1815),安徽桐城人。清经学家、文学家,“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著有《九经说》等,编有《古文辞类纂》。

        在清初学术潮流转换的过程中,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康熙以后,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经济正在恢复,国内的民族矛盾逐渐缓和下来,此前知识界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现实感也随之失去其紧迫性。与此同时,随着清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稳定,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相应加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统治者抓住清初盛行一时的私家修史风气大做文章,制造了残酷的庄廷 《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藉此打击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遏止清初学术界汹涌澎湃的经世思潮。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知识分子缀文命笔,动辄得咎,“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末清初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风渐趋消歇,知识界的学术潮流逐渐转向朴实考经证史的治学途径。而这一转向,又恰与清统治者尊崇儒学,藉以形成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凝聚力的政策取向相吻合。于是,清廷不失时机地利用并促成了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统治者一面大倡“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明确表示了尊崇经学的意向,一面组织学者注释儒家经典,编纂各种书籍。康熙年间,各种“御纂”、“钦定”之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如经学方面,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史学方面,有《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等;诗文音韵方面,有《全唐诗》、《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历算方面,有《律历渊源》等。特别是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荟萃群书,考核名物,对学术界朴实考经证史潮流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尽管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实用需要,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并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抬高朱子地位,重用理学名臣,但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学术界要求挣脱理学樊篱、回复古代经学的倾向日趋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当清初学术界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的时候,面前并没有新的出路。而在传统儒学发展的历程中,较之宋明理学更为古老,尚保留先儒遗说,并且治学风格、途径与理学迥异其趣的学术形态,只有汉代经学。这样,当清初学术界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取代理学的道路之时,汉代经学就成了学者追寻的鹄的。继阎若璩、胡渭注重读书,强调证据,致力于求是辨诬,以确凿的证据考辨出《古文尚书》及《河图》、《洛书》等图、书之伪,再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之后,江南学者惠栋首先打出汉学的旗帜,极力主张恢复汉儒的训诂,以真正理解经书的本义。一时之间,学者靡然向风,宛若水到渠成,汉学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主流。
        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进入全盛阶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确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封建的学术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北京和江南的一些地区更是书院林立,人才济济。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学者从事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程朱理学转而变为汉宋兼容并包,在提倡理学的同时,一并优容汉学。乾隆以“稽古右文”之君自命,大规模地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招徕了大批的汉学家入馆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学者无不趋之若鹜,从而使文学、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学迅速发展到全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