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汉自高祖建国,至武帝即位,历经四世,将近七十年,一直探研长治久安的政策。文、景两世尚刑名黄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化上注意经籍收罗,培养选拔人材,朝廷重视文化,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努力,于是学术风气逐渐培养起来。秦朝任法严刑、破化文化、不守仁义的教训就在眼前,人们开始认识到儒家仁义教化思想的正确,如陆贾、贾谊等人都极力倡导儒家思想。到了武帝即位时,赵绾、王臧,丞相窦婴、田蚡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只是由于爱好黄老思想的窦太后还在世,武帝等人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推行儒术。太后去世,儒学才逐渐抬头。武帝策问,董仲舒、公孙弘等对策,董仲舒即本儒家教化,为后世立法,劝谏武帝兴学校、修礼仪,更新革法,推行儒术。他在天人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就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

董仲舒像(《历代名臣像解》)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经学大师,他约生于汉高祖九年(约前198),历经汉高祖、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朝皇帝,卒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汉时广川县(今河北景县)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非常庞大,从宇宙本源开始,论到天有十端。这十端包括天地、阴阳、五行和人。他认为,人是自然界中的特殊产物,有着特殊地位,因为人性高于其他物性,可以与天地相参。人性有善质,教而后善。善指的就是仁义。仁是爱他人,义则是严于律己。人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即利和义,义高于利。由于有义利之辩,而有贤庶之分、德才之别。真物以名,名称是为了标志真实的事物。顺忠臣孝子之名而有了名讳,名以真物,讳以真情。因讳而有了微辞微言,辞后有深指,言下有大义,因而有了辞指之分,应不任其辞,务求其指,方可适道。任辞不求指,虽有章句之学,难知圣人之意。圣人之意尽在《春秋》之中。《春秋》有常辞,无通辞。圣人定下一些原则,就是经典,就是行为的准则。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准则在实际中要灵活运用,否则,虽是拘守经典,仍难免背经离道。圣人的原则很多,在汉代的社会条件下,有两条最为重要,那就是中和和大一统。中和是普遍规律,无所不包,天地有中和,社会有中和,人体和人的思想也有中和,要以中和治天下,也要以中和养身。整个社会是大一统的,思想也要大一统,天下人的思想都要统一于天子,天子要统一于天意。也就是说,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中心,这样才能使人民“知所守”、“知所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董仲舒认为,一般人很难了解天意,只有圣人的话,儒家的经典才是天意的准确表达。因此,皇帝要禀承天意,就要按照儒家经典上说的办。但是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需要加以专门研究,才能明白微言中的大义。董仲舒自己为发掘大义做了很多研究,他把自己的见解与儒家经典相附会,并把这些观点当作上天意志劝皇帝接受,告诫皇帝,如果不采纳这些见解,就是违背天意,那就迟早要招致祸患。实际上,他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所谓“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只是他用来推行自己理论的工具并为后代儒者提供一种向集权者进谏的手段和方式。在缺乏民权的专制时代,还是可行的。如果说三纲是束缚人民思想的绳索,那么,天人感应论则是专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司马迁认为董仲舒是杰出的学问家,“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传》)。西汉后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也是很赞赏的,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认为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认为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篇》)。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篇》)实际上把董仲舒摆到了旷古少有的圣人位置上。中国儒学历史上有三位特级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他们是孔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大思想家是不同时代儒家的代表,是儒学发展的里程碑,他们使儒学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董仲舒使儒家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而汇融百家,在儒学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所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大圣人、划时代的哲学家,也是不为过的。

董仲舒《春秋繁露》(明天启五年刊本)

        董仲舒的理论能被武帝接受,主要是由于董仲舒能融会百家,提出切实可行的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稳定政局的“大一统”理论。“大一统”理论的根据则是儒家经典。《春秋经》开宗明义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于这几个字,《公羊传》作了这样的解释:“‘元年’者何?启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王正月’也? 大一统也。”这一段话首先提出“大一统”的问题。董仲舒就是利用这种说法大做文章,发挥微言大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大一统”是什么意思呢? 董仲舒说:“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春秋繁露·竹林》)就是说,王介于天人之间,人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王。所以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在《天地之行》中,董仲舒认为国君“为一国之主”,国家人民是身体,一国之君则是“一体之心”。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国君要服从上天。整个国家先要统一于国君,然后再统一于天。在人世间,天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加以衍化,变成了“王道三纲”。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上天。”具体地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天》)君为臣纲,君就是臣的天,父为子纲,“父者,子之天也”(同上)。夫为妻纲,夫也就是妻之天。这样一来,大一统的原则就深植于封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上。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子要服从父亲,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于天了。“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春秋繁露·顺天》)。妻子不服从丈夫,就是不顺天,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君父夫三者都可以说是天,但最为尊贵者是君,“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这样,把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皇帝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是权力宝塔尖,控制整个肢体的“心”。董仲舒认为在思想方面也要实行大一统。他说:“行天德者谓之圣人。”(《春秋繁露·威德所生》)又说: “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圣人代天行道,圣人的话表达了天意。因此,董仲舒认为:“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之所名,天下以为正。”(《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圣人既然代表天意,那么按圣人说的行事,就是顺天意。全国人民都要顺天意,这样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是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之言,表达了天意。因此思想的统一应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这样就有了统一的、符合天意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法度,人们也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在政治思想上以儒家仁义道德礼仪教化为主,兼收刑名思想,建议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建立大一统,他还建立了宗教神学,倡导天人感应理论,他的这些思想,不仅成为汉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成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理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各方面树立起儒学思想的权威,特别是在思想、学术领域,从此的两千年间再也没有其他思想能超过儒家思想的权威和影响。儒家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独尊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