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人杂剧兴起的原因

        元曲包括戏曲和散曲。元代的戏曲,一般称为杂剧,简称为元剧。宋金已有杂剧、院本,结合扮演、歌曲、故事
        三者,已有完整之剧本,且数量不少。惜体制既短,内容庞杂,多伎艺人所编,文采未备,今无一存。至元代,中国戏曲突飞猛进,产生四折一楔子的完整剧本,留传至今。且多文人写作,在文学价值上,大大提高。元人杂剧开中国戏曲史的新纪元,是中国正式戏曲史的开始。
        元剧兴盛的原因,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归结起来可分下列诸点:
         一、南北统一,市民经济的繁荣,都市的畸形发展
        这是社会因素。元代的杂剧固然也供应宫廷,例如杨铁崖《元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他认为关汉卿的剧本曾经在元统治者的宫廷中排演。是否元初即是如此,未敢轻下结论。但宋金杂剧伎乐人集于教坊,教坊供应宫廷娱乐,宋金如此,元代谅亦如此。
        但戏剧流入宫廷是一回事,戏剧的勃兴又是一回事。戏剧艺术的发展与剧本的编制并不在宫廷中。元剧乃是由没落的文人、书会才人的作品与伎艺人的合作而产生的,乃是市民阶层的文艺活动。所以元代戏剧的蓬勃兴起其社会因素,还是因为市民经济的繁荣。
        从一方面看,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严重地破坏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对于两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起破坏和阻滞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元代统治持续八十八年,除了元末农民起义,天下大乱,中间也有稳定太平时期,国内没有战争。封建经济不是不往上升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蒙古帝国幅员最广。欧亚交通发达,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像马哥孛罗所记,中国的大都、杭州是极大的都市。泉州是国际贸易的商业城市,几个大城市的繁荣并不亚于两宋。
        元杂剧当产生于金元之际。或谓杂剧创始人为关汉卿。如《太和正音谱》于关汉卿云:“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前列”谓置诸前十名中,非第一人也。)实则在关氏以前,必已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绝非关氏一人开创。
        元杂剧产生的地点,应该是大都,这是新兴的都会。是汴京的文化遗产与河北一带地方戏的结合,必定是先在民间文艺中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先从宫廷文艺发展的。
        二、戏剧艺术的历史发展
        宋代的小说、讲史和宋金杂剧、诸宫调、傀儡戏、唱赚等等替更为成熟的戏剧充分准备了条件。元人杂剧是宋金杂剧院本进一步的发展。剧本的体制加大,通常是四折一楔子,比之宋金的正杂剧与艳段、杂扮三段不相连接者,结构更趋完整,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说是蒙古人特别带来了戏剧和蒙古音乐,那不是的。元剧是在宋金杂剧原有基础上的提高。没有蒙古帝国,汉文化也同样会在剧艺上向前发展。
        三、伎艺人与文人的合作
        宋金杂剧所以被淘汰,当是剧本还缺乏文艺价值之故。宋金时代有科举,文人爬上统治阶层,做官僚士大夫,他们留意于诗、词、古文,有高度修养的文学家在通俗文学方面努力的到底很少。(董解元也是凤毛麟角。)
        在元蒙统治时代,社会上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汉人南人政治上难得有很高的地位,一般的做州县小吏。知识分子沉抑下僚,没有出路。科举考试停了数十年。(在南宋亡的1280年—1368年的88年中、金亡的1234年—1368年的134年中,元代实行科举考试在1314年以后,且1335年—1339年又停,共计不过实在1314年以后,且1335年—1339年又停,共计不过实行二十次。)
        金宋亡国后,士人改业为吏,为工匠,为医,为商,或入道流。此时社会阶层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医、工以技术人见重,比农民为高。猎户为贵族所御用。民为汉人、南人之农民(即农奴)。儒谓教书先生、村学究、算命卜相之类,民间自由学者而不属于官吏者(如州县教谕、山长之类,当不属于此等)。一说,分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色。匠为匠户。娼即乐户。儒为自由职业之文人,略通文墨,村中学究,星相卜之类。儒生与娼相邻,亦可见文人与伎艺人之接近。书会才人,非吏者,当属此阶层。元蒙时期文学优美的作剧本与散曲,诗和古文的正统文学不再发达。如关汉卿他自己能粉墨登场,如马致远,有与倡优合作的剧本。文人与伎艺人合作,文人转向为市民文艺服务,写作剧本及散曲,提高了剧本的文学价值。关、王、马、郑他们的文学天才不亚于李、杜、元、白、苏、黄、辛、陆,因而使元剧吐出灿烂的光芒。
        附:元曲与选举
        (编者按:论及元曲与科举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前人有不同说法,作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讲戏曲史时曾作过辩析,今附于下。)
        臧晋叔《元曲选·序一》:“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帖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
        今按,倘主司定题目外,定曲名及韵,则今传世元剧必多数人同作一题之剧。今观《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所著录之剧本,其二人或三人同用一题材作杂剧者虽不乏例,但究属寥寥。何以多数剧本不相雷同耶?且关、王、马、白诸家皆属同时,倘同进科场,必多同题之作,何以今不传耶?元剧有二人所作同一题材、同一题名者,又未必同曲名、同韵目,此观《雍熙乐府》及其他曲谱所引略可知悉。此可证此说之无稽也。臧之称“或谓”,盖亦疑惑不定之词。
        臧晋叔《元曲选·序二》:“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
        今按,涵虚子论曲,杂剧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钅发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见《太和正音谱》)此所谓科者,非科场之科,乃杂剧之分类也。且亦不尽切合,如《汉宫秋》、《窦娥冤》、《胡蝶梦》、《梧桐雨》等竟不知谁属。大抵此类分科非为作剧之文人所设,而为扮演者所设。盖杂剧色中各有专工,如钅发刀赶棒等,须有人专精也。观《正音谱》于十二科下即述良家子弟所扮曰行家生活,娼优所扮曰戾家把戏等语可知。
        沈德符《顾曲杂言》(《野获编》卷二十五):“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其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
        按,此亦耳食之谈。
        吴梅村《北词广正谱·序》亦云,元以曲取士。
        今按,《元史·选举志》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考《选举志》,太宗九年秋,下诏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科,专治一科,能兼者听。得东平杨英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以后虽数度议行科举,事未果行。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十一月乃下诏,略曰:“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延祐元年(即皇庆三年)八月遂实行乡试,分蒙古色目人及汉人南人为二,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尚书》、《易》、《春秋》、《礼记》,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出题,限一千字以上。延祐二年三月廷试。及第者五十六人。
        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章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及臧晋叔《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观刘祁《归潜志》卷七、八、九数卷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按,元自太宗九年至延祐元年,其间废科举凡七十六年。
         四、乐户人数之多与散乐的发达
        唐宋均有乐户,是倡优世家,或罪人没入奴者,或贫贱人卖子女入乐籍者。在元蒙统治时期,汉人南人遭受奴役。农民归属贵族地主、大地主,成为农户,过着农奴生活。贵族地主有几万户的。除农民外,匠户、乐户亦替封建统治者服务,乐户数量必定比宋代加多。此外民间更有散乐,虽加禁止,禁止不了。此因农民失去土地者多,流入城市,而城市中商业、手工业发达之故。元时有禁令“除系正式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并行禁约。”(《通制条格》)《元史·刑法志·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活,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由这二条禁令可见,元时流民之多,教习杂戏、习学散乐之多(反映阶级矛盾、土地集中),以致妨碍农业生产,故形诸禁令。亦可见正式乐人搬演戏剧和歌唱词曲是不禁的,并且供贵族阶级、城市居民享乐。蒙古贵族宴会歌唱词曲之例甚多。而元代有《青楼集》等记载名妓演杂剧者。乐人多,歌妓多,乃至专门有记载名妓之书。此亦为戏剧兴盛的原因。
        在元朝将近一百年间,中国文学中诗与古文奄奄无生气。惟一发达者,是戏剧和散曲文学。小说除通俗读物外,也不见有何重要创作,直到元末才出现施、罗。而元剧作者不属于吏,即属于儒,是属于被压迫阶级,因此在剧中发泄其不平之牢骚,抒写其郁勃之气。而他们接近于社会下层,或者本来在社会下层,此为元剧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来源。元蒙统治者的残暴腐朽,严重的民族矛盾与阶级对立,增强了大众所喜爱的戏曲文学的思想性与斗争性。否则,就只能成为才子佳人、滑稽取笑的戏剧。此所以元剧有特殊成就而超过宋金杂剧的一个原因,也可以说,这是元代汉文学最能反映现实的社会内容的一种文艺。元法律规定,凡是妄撰词曲,意图犯上恶言的处死刑,凡是乱制词曲,讥议他人的处流刑。因此元剧取宋人小说讲史话本故事为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避免抵触元蒙统治者。元剧不以当时政坛上的个别人物为题材,并不讽刺哪一个个别的蒙古贵族,不是自然主义的。元剧反对残暴,反对贪官污吏,歌颂女性,深刻地反映了阶级矛盾,从而反映当时的社会本质,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元剧是在极强的思想统治之下所发出的激烈的歌唱,它表现了人民的分明的爱憎倾向,是有充实的社会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