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韩国

        前章已阐述了中国儒学约在公元一世纪前的传入朝鲜及其在古代朝鲜的演变和发展的情况。十四世纪末,高丽王朝处于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之境,儒教也处于停滞状态,儒林之辈早已忘记了“修己治人”的本色,或埋头于训诂词章之学而雕琢文章,或离开人间烟火,隐居山间修身成仙,与佛老同流合污。儒教再也起不到挽救国家命运之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王朝的一些先进学者从元朝引进了程朱理学,以图挽救国家和收拾人心。程朱学传入以前,高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崇尚儒家,而在宗教上信仰佛教,儒者与僧侣都兼具两面,少有反目的情况,但程朱学传人之后,儒佛开始对立,结果佛教被指为灭伦害国,展开了排佛崇儒的运动。高丽末期的大学者郑梦周指出儒佛之不同点。他说:“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三得其正者。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化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是岂平常之道?”这正显示出重视平凡日常生命中即可抓到真理的儒家特点。
        高丽末期的程朱学借思辨化、体制化的过程,成为理念化的道德体系,而被应用为朝鲜王朝肇建的正当化之理论根据。因此程朱学成为朝鲜五百年间学术文化、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纲领。朝鲜初期的儒学重视实践躬行、通经致用等方面,修己治人,能解决现实问题及其实践才能有节义儒士,才能产生“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的至治主义儒学。由于讲求义理名分,先后有戊午、甲子、已卯、乙己士祸的发生,又因士祸,儒士活动萎靡不振,从此儒士由实践力行的现实参与转为对儒家思想本身的理论性探求。也正因此,朝鲜时代儒学最重理学,一般观念是:儒学优于其他宗教、儒学中以程朱学为最高、程朱学中以理说为主流。
        至十九世纪末,韩国儒学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有根据儒家的义理传统来对抗西学势力的卫正斥邪论及义兵运动,另一方面儒家本身也有寻求改革的运动,想要重新定立适应时代的儒家宗教性、教化性的功能。这一儒学运动可以说是身处国难里对救国运动的力行参与以及自我意识的表现。
        针对西学朝鲜儒教界做出的初次反应则是以知识的好奇为立足点的学问性探索,时至十八世纪中叶,朝鲜儒学者是以学者的态度而对西学的。因而着重于解释并掌握西学的教理,至少对他们来说西学是一种学问的对象。当时通过书籍(主指天主教传教士所撰有关天主教义之书,也有当时西方天文、数算之学),以为学的态度研究西学的学者有李睟光(1563—1629)、柳梦寅(1559—1623)、李瀷 (1681—1763)及其门人慎后聃(1702—1761)、安鼎福(1712—1791)等。尽管其人是以知识的好奇为动机,以为学的态度去面对它,但毕竟是性理学为专业的人士,因此他们对西学的立场,始终是以性理学为根据的。在性理学的立场,并依据此一观点,甚至以此为标准检讨西学,则是其态度和方法,在此发现了天主教教理和性理学理论之间的相异之处,对于这相异之思想给予了批判,也从而排斥了西学。当然,朝鲜的儒学者并未一致排斥西学,反而有部分儒学者深受西学的感化,不只停留在研究的阶段,还有了笃实的信仰,例如属于李翼学派的一群学者:权哲身(1736—1801)、李家焕(1742—1801)、李檗(1754—1786)、李承董(1756—1801)、丁若铨(1758—1816)以及丁若钟(1760—1801)等人,他们成为朝鲜西学运动初期的中心人物。他们的西学之势在有形无形中日益扩张,也受到了儒学者日渐其甚的排斥。1785年政府命令指定西学为邪教、禁止其传播与有关书籍的引进。而儒学者们将西学比做中国后汉末的黄巾贼,也视之为如同五斗米教(道教)及白莲教等的邪教。但虽然如此,西学仍然不断渗透,而趋势更加明显。1791年发生全罗道珍山西学徒尹持忠与其表兄权尚然抗拒儒教典礼的事件,甚至出现请求中国施加压力以促进西学的事件,等等,虽然当事人都被处死,但信徒之信仰并未因此受挫。1876年,随局势的演变,当局不得不抛弃闭锁政策而大开其门户,1898年终于正式承认了西学的传教,以此朝鲜的西学公然享有传教的自由,并得以不断扩张。与此同时,也有的儒学者通过中西互补而寻求变通之道,例如丁若钟,就在他的脱性理学的儒学上,否认天即理,并以上帝观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十分重大的转变,换言之,因它否定天地万物的生成都是太极之理造化的想法而带来上帝创造万物的思想变化,在与西学相关的角度看,他的儒学是因受到相当于批判吸收西学的影响,重新标榜本原儒学而变容的儒学。但是儒学与西学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而且其相异之处会带来莫大的影响,如有关“现世生活”的根本思想、伦理道德中的“五伦”思想、天地君亲的忠孝观、禁欲观等等,因此儒学者视西学为邪学的同时,认为惟有儒学才是正学,随之提出了“卫正斥邪”说(卫护正学、排斥邪学),李恒老(1792—1868)等人将西学徒或西欧人(以及日后的日本人)视为侵略者,主张不能和亲,必须决战击退敌人,他们认为惟有如此才是上策。当时以武力为前提的闭关锁国,就是依据上述思想推引的政策。由此可知,卫正斥邪派的儒学者是排斥西学的强硬先锋,他们的这种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以后,也成为义兵活动的原动力。
        此外,对于西学也有宗教层次的反抗,这就是孔子教的运动。这场运动由李炳宪(1870—1940)所领导,李在国内受到卫正斥邪派的影响,同时在国外又和康有为(1818—1927)等人接触而深受影响,著《儒教复原论》和《天学》,借以表明对抗西学的主要方法是以西学的方式加强儒学。他认为首先要觉悟主宰万物的天就是人格神——上帝,并要有信仰;其次强调要彻底拜孔子为教祖或教主,并以他为中心改编儒教;最后,他提出建立教堂,翻译及刊行圣经,以及指派教士到各处讲授教义等事业作为复兴儒教的方法。其实,想以西学式的上帝信仰加强儒学宗教性的努力由于日益发达的高度科学文明而无法获得成功,而且也未引起儒学界内部的反响,在西洋势力和既已欧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尤其在开港之后,儒学也不再能以卫正斥邪的口号支持其锁国之策。儒学反而以一个腐朽的封建思想受到西学和侵略者的批判。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日韩合并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李朝灭亡,作为正统思想统治朝鲜达五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伴随着封建制度之步入穷途末路而丧失了权威,旧时宣讲儒学的成均馆、书院等解体了,被新式学校所代替。
        儒学在朝鲜的由盛到衰,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李朝前期,朝鲜人的目光集中于中国,他们仰慕中国文明、醉心中国文化,很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事情。但十七世纪以后,朝鲜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变化。经济方面,土地和租税制度紊乱,商业资本逐渐活跃;政治方面,反对两班和地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斗争日趋激化,再加上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及清朝考据学的影响,使朝鲜在十七世纪初叶产生了实学学派。他们反对儒学思想的桎梏,反对儒家的“空理空谈”、形式主义,主张通过研究实际事物来探求真理。他们从不同方面揭露和批判当时的社会,在朝鲜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实学非儒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对儒学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实学派的主张只停留在空想,未见实施,更未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没能在群众中传播。二十世纪开始以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政策日益昭彰,遂强占朝鲜半岛,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时,有很多所谓的有识之士认为以前支配朝鲜的思想既然是儒教,亡国的责任应在儒教;儒教是退步的思想,是应该打倒的对象,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文物制度。二十世纪以后,在韩国基督教(旧、新教)有令人惊异的扩张,信奉者,增加到数百万,其中对西方思想的钦慕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与此相反,另有一些知识界人士认为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不实践儒教的真理;认为应当注重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实践儒教,这样才能匡救亡国之恨,所以他们主张儒教之勃兴,这些人就是张志渊、权道溶、徐炳斗、林翰周、朴殷植等,他们还写了很多文章,如《儒教辩》、《朝鲜儒教观》、《儒教大同论》、《儒教勃兴论》、《儒教枚新论》等,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日本侵占朝鲜之后,自然会遭到朝鲜人民的猛烈反抗,侵略者为巩固其殖民统治,转而利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大搞奴化教育。在学校里又重新开设儒学课程,在社会上则表彰“孝子节妇”,大搞“振兴儒教”和“祀孔参政”等活动。于孔庙旁设立经学院,春秋释尊于孔庙,按时讲演经学,并刊行经学院杂志。孔庙大成殿及东西两庑配享,一如从前,两庑及启圣祠的祭祀,于大正十一年(1922)也由驻朝鲜的斋藤总督予以恢复。但这一切都不再是出自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而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借助孔子亡灵来奴化朝鲜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退出朝鲜,朝鲜分为南方和北方。由于南北朝鲜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儒学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儒家思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统治地位。时代变了,北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南方也不再是封建社会了。北方虽说要恢复文化创造的主体、恢复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但其实并非如此。1945至1948年为美国军政时期,按美军政布告第五条规定“军政期间英语为共通语言”,这使得可能从事军政工作的人局限于留学人员及与传教士有密切接触的一些基督教徒,以及在日本帝国时代的高级官员,儒学者没有扮演角色的机会。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建立前后,国内政治基础薄弱的李承晚全力支持基督教势力及大举采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从公者,并将乡校财产收归国有,有意压抑冷落儒家,因此儒家的活动领域遭到相当大的限制。与此同时,韩国也受到了西洋文化的巨大冲击,在丧失民族自尊心及对文化的肯定性的状态之下,各色名样的思想源源而入,韩国社会弥漫盲目向外追求的风气,而失去了冷静观察传统文化的机会。而社会制度的转变及学校教育的西洋化,使得在韩国的中国学术地位已被推至人文科学的一个小角落,文科以英文系为第一,中文系虽然学的全是中国学术,但并不重视儒家义理思想。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影响日益扩大,欧美各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刺激了韩国的思想界,感到有研究中国及本国传统思想的必要。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韩国更加认识到研究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开始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韩国政权的更迭,加快了韩国对中国研究的步子。《东亚日报》在1979年初自责“以中国为邻”,却对中国“一无所知”;同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密切联系”,对中国的认识“却尚未摆脱低水平”。特别是韩国扩大了同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之后,评论界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自然也包括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的研究。1977年东明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哲学研究》为韩国哲学会编的研究韩国哲学史的论文选。其中有的文章对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战国时代中国的一此知识分子,为躲避战乱,便逃亡到朝鲜。朝鲜由于收留了这些知识分子而加速了文化的发展,随之也输入了中国原始儒家的仁义忠信。有的文章论述了儒家思想对朝鲜的影响,认为“先秦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汉儒的典章制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政治、教育、行政的方法,成为与我们民族不可分离的文化基础。这样就使儒教变为政治、社会、学术、生活的内容自身。儒教也就超越外来思想和固有思想的界限,成为我们历史文化的基本”。不少文章则对中朝儒学的历史变迁进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儒学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随着历史的变迁,儒教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因此朝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容纳的儒教也有所不同。对朝鲜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的特点也进行了分析。在复杂的内政外交原因作用下,韩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重视起儒家思想的研究,如汉城大学的朴钟鸿教授,本来专一于西方哲学,近十几年来则努力研究中国及朝鲜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周易》一书的思想和朝儒李滉的思想。一些旧派的哲学家们则注重以朱子学为基础的朝鲜性理学方面的研究。至于少壮派的伦理学家们,最近则着手研究中国的礼教是怎样影响朝鲜历来的伦理,及现代在韩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起何作用等问题。韩国至今仍把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德目视为自己的传统美德。
        韩国研究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建立儒学或包括儒学在内的研究机构。如1958年成立的成均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建院宗旨便是研究以儒学为中心的朝鲜及东方文化,探讨民族文化。1975年研究院内设中国部,该院曾翻译出版《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此外较早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还有高丽大学设立的“亚细亚问题研究所”。七、八十年代,汉城大学、汉阳大学、外国语大学、釜山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或中国问题研究所等专门机构。韩国檀国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延世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翰林大学的“亚细亚文化研究所”等大学附设的研究机构虽不是研究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都把中国问题作为其研究的重要课题。七十年代以来,韩国还陆续成立了“北韩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院”、“韩国中国学会”、“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官方的和民间的研究中国问题综合性的或单学科的研究机构。(2)在高等院校开设儒学课程及从事儒学研究。在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高等学府均设有儒学方面的课程。如高丽大学便开有孔子哲学课、宋明哲学课和清代哲学课。延世大学则开有儒家名著选读课。成均馆大学更以儒家学说为办学宗旨,成均馆大学拥有大成殿、明伦堂、韩国每年祭孔,即在大成殿举行。(3)整理并介绍包括儒书在内的古籍。如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1956年印行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和日本占领朝鲜时期总督府编印的《朝鲜图书解题》及日本东洋文库1939年刊印的《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从这些目录可知朝鲜搜集中国本古籍以及朝鲜复刻之汉籍十分丰富。古籍的整理为儒学的研究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文字的障碍,中国的古籍至今在韩国只是作为学术界和专门家的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更多的人阅读,自1980年起韩国《新东亚》杂志编辑部还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一百篇古典名著进行介绍,其中经史子集均有。八十年代后期,韩国出版界又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儒学研究的译著,如《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概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唯物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司马迁的历史认识》、《中国现代史》等。这些译著的原作者既有中国大陆的,也有台湾和日本的学者,这使韩国的学术界和一般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4)罗致人才编写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如南朝鲜中国学会会长、高丽大学教授李相殷1963年便著作《中国哲学史》和《论孔子学说的中心概念》,还著有《孟子性善说的研究》及《大学、中庸的现代意义》等书。高丽大学的金敬琢1956年著作《论语、大学》,1965年著作《孟子、中庸》,还著有《周易中庸哲学》和《中国哲学思想史》。成均馆大学之梁大渊1964年著有《儒学概论》。成均馆大学之柳承国1962年著有《宋代性理学形成的渊源考察》。汉城大学教授车相辕著有《儒家思想史》和《新释千字文》等书。汉城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学会会长车柱环著有《孔子》等书。岭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柳正基则著有《易经新讲》、《孟子新讲》、《东方思想体系》等。韩神大学哲学系教授宋荣培198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到1988年已经再版五次。这部五百余页的专著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社会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向韩国人揭示了自西周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千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变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各种思潮。作者曾在台湾和联邦德国分别攻读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擅长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研究,发表过《墨子的平等博爱和主体的实践论》及《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及儒家的本体论起源》等重要论文。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韩国的儒学研究日趋活跃。此外,韩国的学者近几年出现在各种汉学讨论会上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在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十几位韩国学者参加并提交了论文,这些论文或探讨朝鲜儒学的思想发展,或从事中朝、中韩之间儒学关系的研究,或就历史上的某重要儒学代表人物展开论述,显示了思考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大。
        在朝鲜半岛的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次大战后的学术界也很注意研究中国传统的儒学及其在朝鲜的传播、发展情况,包括儒学在历史上及现在对朝鲜的影响。如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郑振锡、郑圣哲、金昌元合著的《朝鲜哲学史》便对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及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古朝鲜时期(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开始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儒教哲学就同汉字一起输入朝鲜,与朝鲜原有的崇拜天神的宗教结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三国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到公元七世纪中叶)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朝鲜哲学史》对朱子学的传入,朱子学的内容、性质、影响和作用也作了研究,认为公元十三世纪朝鲜从元朝输入了朱子学。朱子学是客观唯心主义,三纲五常是其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朱子学传入朝鲜后,从李朝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一直到今天的南朝鲜,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但是被改造了的朝鲜朱子学,在初期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朱子学同作为宗教的佛教愚民手段相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现实、重视理性,其中包含着合理因素。尤其那些反佛教的朱子学客观唯心主义者中,在反佛教斗争中流露的无神论思想,其意义就更加清楚了。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由崔凤益执笔、朝鲜法学图书编辑部编的《朝鲜哲学思想史研究》则对儒家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仁政的政治主张、以孝为基本理念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分析批判。关于阳明学,以上二书也有论述。又如1962年和1975年,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朝鲜通史》中,也用较大的篇幅阐述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发展,特别是儒学对朝鲜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朝鲜也曾着手进行过对包括儒经在内的汉文古籍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