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鸦片战争以后孔子思想的研究在英国有所发展,但发展的过程相当缓慢。在华多年对儒家思想颇有研究并大力向西方介绍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于1873年回到英国后,竭力提倡为了贸易和传教必须加强对中国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研究,可见英国的汉学此时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1861年雷祈着手翻译“四书”、“五经”,用了二十一年方始完成。剑桥大学教授吉尔斯为研究儒学不仅译有儒家名著,而且对反儒家的名著也作了翻译。理雅各本人英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种经书,且理氏译本皆附有注释和序论。这样一来,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有了英译本。除了翻译儒家经典外,在大学里还开设了儒学科目的讲座,1876年牛津大学正式设置汉学讲座,理雅各为第一任汉学教授。在理雅各的倡导之下,其他传教士和一些学术界人士也着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两度来华,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向英国和整个西方全面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著名儒学家和主要儒家经典。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对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孔门诸儒及孟子、苟子、董仲舒、班固、王充等后儒及其思想都做了介绍,还介绍了《论语》、《孟子》、《大学》、《孝经》、《易经》、《白虎通义》等儒家经典。牛津大学教授、英国哲学家马克思·缪勒(1823—1900)也曾著书《儒教与道教》,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了中国儒家的性格和生活条件。在孔子思想西传英国的过程中,游学英国的中国学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孔子思想在英国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之法国、德国,主要原因是他们带着民族歧视心理,傲慢自大,蔑视东方文化以及殖民活动的有限需要等。另外,学术界认为以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学问实属不必要,儒家的伦理道德不合英国的国情与民族习惯。如1934年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福斯德教授,在其所著《中国之新文化》第二章《中国之道德问题》及第六章《儒家教化与西方体系》中,对比了东西方伦理之不同,认为孔子的观念与西方不大相同,在西方根本行不通,因此儒家之道于西方全然无用。这种思想在英国带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在英国研究汉学受到歧视,从事汉学研究的学生人数也少得可怜。汉学师资素质也很差,也没有教学经验。并且英国人对汉学人才的培养此时只注重商业上翻译。故从十九世纪初直到二战的百余年间,英国始终未能做出对儒家思想卓有成效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各大学攻读汉语的学生人数剧减。战时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重点任务是举办短训班,为军队培训急需的东方语言(主要为日语和汉语)人才。战后英国政府深感战争期间由于缺乏有关亚洲各国的文化历史知识而遇到许多困难,因而改变态度,开始重视起来。为此还进行了情况调查。1944年的斯卡布勒报告和1959年的海特报告对战后英国大学东方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英国的汉学研究出现了突破和发展。1957年英国研究汉学的学生增至百人,大学里的汉学教师数量增加很快。他们不仅研究中国通史、断代史,也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科技史等专史,并学习现代和古代汉语,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不过内容上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研究偏于唐宋以前。牛津大学偏重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和讲授,公共必修科目有《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科为《孝经》及唐宋传奇等,诗则主要讲《诗经》。剑桥大学课程亦偏重古典,有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等,里面都有关于孔子及儒学的内容。专著的讲授有《孟子》、《荀子》、《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及一些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史著作。伦敦大学的课程虽较注意近现代,但也有古文和古文英译及中国哲学史课,所用课本有《孟子》、《史记》、《颜氏家训》等。著名学者有大翻译家威利,他先后翻译了《诗经》、《论语》、李白的诗等。其他如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霍克思教援、主持伦敦大学汉学研究的崔采德教授、剑桥大学的浦利波兰克教授,对儒学都有所研究。而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也提出不少独到见解。英国另一自然科学史专家梅森也认为儒家思想虽为官僚士大夫的正统哲学,但却并不排斥自然科学,他以朱熹为例,指出《朱子语类》卷一和卷二中记载了朱子的天文理论。
        近几年来,英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英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日趋加强,如牛津大学已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剑桥大学还在保持着旧有的传统。英美学者之间汉学交流越来越多。《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儒学”的长篇论述可作为英国学者儒学观的代表,而这也是英美学者合作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