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西方哲学

        宋明儒学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会的结果,现代新儒学则大大地借助了西方哲学,成为中西印三方文化交汇融通的产物。梁、熊、张等第一代人深深受到了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贺、冯则分别受到德国哲学和美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唐、牟分别构造的体系上承熊氏,却显示了中西印哲学在新儒学中的融会。晚近的新儒家则更作出回应世界哲学诸流派的姿态。杜维明即指出,现代新儒学要对基督教、马克思、深层心理学、存在主义讨论的问题作出回答。年轻的新儒家们并不致力于构造体系,但他们融进的西方文化因素更多。这些都使现代新儒学将成为中国哲学界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派别。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是坎坷曲折的,至今虽已蔚为大观,但在理论上仍有许多难题未能解决。开出新外王即是要求传统儒学要具备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本来是西方文化才有的。如何能让传统儒学生长出新的功能是最大的难题。新一代儒学人物对此困境已有明醒的觉察。刘述先在1986年所写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即简括地指出了这些困难。但是,这个难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