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岭南布衣到文化巨匠

        康有为(1858—1927)突破传统文化、发轫一代新文化的经历颇具典型意义。
        康有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言谈不离“圣人”,由此得到一个半是期许半是揶揄的“圣人为”的戏称。青年时期他又师从岭南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朱氏治学以程朱为主,间采陆王,治经则扫除汉宋门户,而归宗孔子。康有为求学门下三年之久,精研群学,博览群书。“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目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由此自述,可见这位良师的道德文章对青年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素怀大志的康有为,正是在这里添加了人生旅途的许多动力,坚定了以圣贤自期许、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
        辞师返乡后,他一度读书西樵山。在这里,他因缘得交同乡京官张鼎华。张氏博闻强识,神锋朗照,熟习朝政掌故,谈词如云。同他的交往使康有为开始接触近代维新思想,眼界为之一扩,越过南粤一隅。对于这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康有为充满感激之情,将其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又一接引使者。“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像

        “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康有为《苏村卧病写怀》)良师益友的激励和国家民族忧患,加强了他重任在肩的使命感。他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1879—1888)的澹如楼家居读书生活。在这一阶段,他虽仍参加乡试,却已断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他决心以经营天下、拯救民生为职志,故而在潜心古近有关“经纬世宙之言”的同时,以异常高涨的热情攻读西方政教史地和声光化电等书。为了印证所学,他还“薄游香港”,实地考察西方政教施行情况。这阶段他读书收获很大,进境甚猛,开始精心思考并构筑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他自述此时“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新识精理,日有所进。“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康南海自编年谱》)然而,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追求,并未真正找到救世之途和醒世之方。“忧患百经未闻道”(《澹如楼读书》)的感喟,反映了此际的苦闷心态。
        1888年,张鼎华招游京师,他再次北上兼应顺天乡试。此次场屋之文虽然未售,但他激于中法战后日蹙的国势,毅然“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守旧派一片哗然,有识朝臣则对其颇为垂意。不能不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之身在中央政治舞台上作了一次成功的亮相。
        这次上书最终未达帝听,由此使他深感要冲破封建壁垒实现变法,除向西方文化学习,还须从传统文化的理论武库中寻找有力武器,从壁垒内部攻起。1890年他与著名经学家廖平的羊城之会,为他提供了锻造救世之具的绝好机会。廖平一生经学思想历经六变,与康有为相会时,正值其第三变。此时他著《今古学考》,持“尊今抑古”之论,即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学,古文经是刘歆的伪品。受廖平启发,康有为异境顿开,认定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是一种适合国情能为士大夫所接受的合法形式。一番苦觅,康有为终于为维新变法找到了“托古改制”这一件符合法定的传统经典的文化外衣。作为绝大纪念的直接成果,便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迅速问世。
        与此同时,另一直接成果——万木草堂文化基地开始奠立。1891年,他开堂于广州长兴里,手订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南海自编年谱》)。万木草堂到戊戌政变时被封禁,前后历时八年,就学者超过百人。除因事离开,康有为始终坚持在堂亲自授业。他升座讲学,每论评一事,必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再引欧美以比较证明,然后宣示自己的见解。这种联系实际开拓知识视野的新型教育方法,十分有利于培养有用之才。万木草堂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很浓政治色彩的新文化集团。“万木森森散万花”、“万木森森万玉鸣”,康有为的赋诗直表意趣所在。他之在此搴兰揽芷,刻璇雕琼,意在造就一代新人,以期开放万千维新之花,引鸣万千学术之玉。
        在自己的著作中,康有为成功地借重孔子的微言大义,以宣传“托古改制”的合理性。在自己的文化基地,康有为更以当代孔子自居。他自号“长素”,有长于“素王”(孔子)之意。而万木草堂那些高材捷足,也豪气干云,不甘落后,纷纷以超越孔门圣徒的雅号相称。如陈千秋为“超回”(颜回),梁启超为“轶赐”(子贡),韩文举为“乘参”(曾参),曹泰则为“越伋”(子思)。
        至此,一名崭新的文化巨匠和一个新型的文化集团已呼之欲出。
        倒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守旧派对此嗅觉特灵。《新学伪经考》一落地,他们便从中闻到了浓烈的异端气息,为此指责康有为“言伪而辨,行僻而坚”,“煽惑后进,另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较之当年少正卯有过之无不及(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二)。当中日战争战云密布的1894年8月,守旧言臣强烈要求严厉惩治“非圣无法,惑世诬民,圣世不容”的康有为,即行焚毁《新学伪经考》。于是,作为国家干城的北洋舰队和作为变法理论的书版几乎同时付之一炬。这真像是对“圣世”的绝妙讽刺和因果报应。只是前者毁于鹰瞵虎视的外人之铁甲,后者败于鼠目獐眼的朝臣之刀笔。
        马关议和后,康有为一方面通过上书皇帝、代拟奏折或进呈著作,在上层用力;一方面又通过创办报刊、组织学会或开办学堂,在下层用力。这些顺应时势而又合乎人心的努力,终于使维新变法运动很快步入高潮。时代风云的激荡和文化思想的汇积,又终于使康有为很快升上一个显耀的地位。这位岭南布衣一跃而为帝师王佐式的政治领袖和倾动一世的文化先驱,当戊戌变法高潮到来之际,他才刚刚进入自己的“不惑”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