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儒学的研究

        俄国对儒学研究的重大发展当属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因为二次大战后,尤其是1950年后,随着苏联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苏联对中国学的研究重心转向现代的中国了。不过,对中国儒学研究也并未停止。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尼·特·费德林虽以研究现代中国为主,但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介。197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中国学的迫切问题”讨论会上强烈要求把儒家经典译成俄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苏联对孔子学说是否是宗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一派认为“儒学是宗教”,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儒教。他们认为“孔子的著作包含着超自然的力量、灵魂、彼世的学说和观念;孔子本人虔诚地履行宗教仪式,而且他还教导别人去履行这种仪式;孔子死的时候被推崇为圣人,皇帝亲自为他举行宗教仪式,所以‘儒学是宗教’”(见《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第268页)。这些观点可从1976年修订、补充的《世界各民族史上的宗教》第3版、1975年莫斯科出版两卷本《宗教史》中的第2卷第8章“中国宗教”一节、《无神论者手册》和《现代宗教地理》诸书得到说明。
        另一派则坚持孔子绝非教主,儒学本非儒教。贝柯夫早在1966年俄文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指明:“孔夫子是原始伦理政治学说的创立者。他对以后中国社会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千百年来他的学说被看作大多数中国哲学学说不可动摇的基础。孔夫子的名字同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第90页)瓦西里耶夫在1970年俄文版的《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一书中与前派针锋相对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难找出相类似的。……无论如何,从形式上来看,他从来也没有成为神,这是他不同于佛和耶稣的地方。但是他的名字和学说,在中国人和国外信奉者中间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对于孔学的基本拥护者,对于有教养的儒家,对于士大夫和学生来说,孔子毕竟是个伟人,他们之所以崇拜他的无限的和不可及的智慧,不是由于盲目的信仰,而是由于许多世纪培育出来的对其完美无比的思想和理想的真诚信念。”(第212页)还有些学者,如伊万诺夫等则认为,儒学不仅非宗教,而且是抵制宗教的。1969年伊万诺夫在《论毛主席的思想来源问题》一文中说:“孔子学说本身包含着一系列合理的思想。……在中世纪,至少是在封建社会结构的建立和巩固时期(公元四—七世纪),孔学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同时他还反对佛教寺院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强霸势力。在孔学的一些代表人物(韩愈、张载等)的言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唯物主义和民主的趋向。”苏联学者康拉德在1959年俄文版的《孔夫子》一文中也特别强调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应恪守的社会生活准则,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由出类拔萃的智慧和德性的“善人”所建立的人们自身的事情,而决非起源于神。我们从苏联学术界对孔子儒学研究的争论中也可看出儒学在俄国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苏联学者对孔子儒学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大一统思想也作了研究。例如敦尼克等人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中认为,“孔子反对各国统治者之争的纷争,他主张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必须大统一”(见《哲学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8页)。维金斯基主编的《苏联小百科全书》也认为“孔子反对封建诸侯的内讧,主张中国的集权化”(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第1185页)。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他说:“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一切伟大思想体系和宗教,通常都是在最紧要关头和社会变动时期产生的,并且成为刚登上舞台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旗帜和行动纲领。就这个意义来说,孔学并不例外。它在复杂的中国历史时期,起了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伟大作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国家前途的安宁。”(苏联科学出版社1970年俄文版,第24页)
        苏联学者还进一步认为孔子儒学的大一统思想是为反对暴政、主张仁政和力求“大同”的崇高目的。例如别列洛莫夫在《论意识形态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孔子“原则上是暴政的反对者”(见《亚非人民》杂志1967年第3期)。普洛霍洛夫主编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认为孔子是德治、仁政的倡导者,指出:“孔学要求国君不要根据法和刑,而要凭借德和高尚品行的示范,按照习惯法规来统治人民,……孔学就此进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同’和‘黄金时代’的社会乌托邦宣传,似乎在那时,没有战争和纠纷。而所有的就是人们的平等和对人民的真正关怀。”(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73年俄文版,第87—88页)又如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一书中还赞扬了孔子以人民利益为重,反对不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宁的可贵思想。他说:“把人民的利益宣布为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这就是孔子及其后继人所创立的社会的特点。”(苏联科学出版社1970年俄文版,第110页)阿历克山大洛夫在《古代东方社会学说史》一书中也指出,孔子“从战争中看到了人民灾难的根源,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手段。这无疑是孔子的功绩……”(苏联科学院1959年俄文版,第251—252页)。
        苏联学者尤其重视并全面探讨了孔子儒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首先,他们对孔子的“有教无类”说给以充分肯定。如茹科夫主编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七卷中指出:孔子“组织并领导了中国第一个私人学校,接收了一切人而不管其出身。贵族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因而被首次打破”(苏联百科全书出版1956年俄文版,第875页)。其次,他们对孔子重视德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教育目的十分赞赏。如茹科夫主编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七卷中指出:“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己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以使他们以后担任国家职务后成为道德的模范并关心人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875页)关于孔子的仁和义,在苏联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解当属瓦西里耶夫。他在《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一书中说,孔子“创立了自己关于完人,即君子的理想。道德高尚的君子的特点是具有两种基本美德——仁和义。……在孔子看来,‘仁’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它包含有审慎、谦虚、智慧、善良、公道、正义感。仁人应当把严格意义上的‘仁’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首先要爱人;他应当没有个人主义的私念,并要为别人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才能。……一句话,‘仁’这个原则是象征着孔子拿来作为楷模的和古代圣贤豪杰基本上所具有的那种全部美德,那种人间相互关系的标准。……换句话说,在孔子的学说中,‘君子’这是一个抽象的社会理想,它体现着一切善行,并必然作为孔子的远非‘善良’的同代人的有教益的榜样”(苏联科学出版社1970年俄文版)。其三,他们对孔子儒学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也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德智体美,是广泛而丰富的。别列洛莫夫说:“孔子是号召学习的。但是他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是指学习他本人的思想而言,……我觉得,孔子把教育看得稍许广泛些,他认为除了行为规范(‘礼’)之外,还必须爱好音乐,学会吟诗,就是说,他要求熟悉古老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掌握传统的道德财富。……在孔子看来,音乐也好,诗歌也好,其重要作用,与其说是培养个人的审美观点,不如说是陶冶一个人怎样在社会上为人。”(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67年第3期,《论意识形态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对孔子儒学的教育方法,苏联学者很重视“克己复礼”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方法。例如康拉德在《孔夫子》一文中提出:“要‘克己’,就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情绪、激情;要‘复礼’,就是遵守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准则。”(《中国文学选读》第一卷,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教育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第89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苏联对孔子儒学的研究相当活跃。如1976年2月,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召开了第七次“中国社会和国家”的讨论会。鲍罗夫科娃在会上作了《明初前个人崇拜在中国的传播》的报告,认为孔学是从十四世纪末起就深入人心了。克雷莫夫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的反孔斗争》的报告中批评了中国“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指出:“‘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开展的‘批孔运动’是根本不相同的。”直至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对儒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俄国科学院远东所教授费奥克基斯托夫最近在《作为哲学体系的儒学的发展前景》一文中,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儒学不但要继续发展,更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坚实基础”。他认为,“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有人性的世界哲学之一”,因为“人、人的自然和社会本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一直是中国儒学关注的中心。它是一种纯理性哲学,致力于探究人对世界的价值,提倡对于自然的关心,要维护而不是破坏地球的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它还是一门道德哲学,承认人的情感服从于思维,承认人的美德”,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国儒学哲学的民族特征及其人类中心论本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且它们能够也应当为全人类所共有并向世界哲学思想开放”(见《中国文化报》1994年11月1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