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的新观念

        1958年,香港《民主评论》与《再生》二杂志在元旦号中同时刊出唐君毅(1909—1978)起草,牟宗三(1909— )、徐复观(1903—1982)、张君劢、唐君毅四人署名的长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该文英译本刊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学刊》〕,从而揭开了寻找这条道路的序幕。
        这篇长文的作者们所代表的次期“新儒学”运动,要寻找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他们要问的是,在儒学全面退却的今天,我们的世界,中国的世界在哪里? 我们精神的宇宙、无形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来自于文化传统与哲学宗教的世界,在哪里?“当代新儒家就是为我们将失落已久的世界,重新的找回来。”(王邦雄《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载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也就是要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忧患中去关心人口近于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要问一问,“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中国文化与世界》)?要问一问,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我们已经退却到何种程度,我们还要退却到哪里去,一句话,我们将走向何方?
        要从被摧毁的孔家店的废墟中,找回中国民族心灵的寄托处、安顿处,这便是当代新儒家给自己提出的宏伟任务。
        我们说过,儒学的自然观念、道统观念、道德至上观念已经被西方的机械论宇宙观、进化观和对实用理性的追求所击退,现在的问题是,儒学还有没有不能被击退的其它观念,拿来排置我们心灵的寄托与安顿?若有,我们还有可能找回我们的家,若没有,我们又不知还要流浪到何时。
        《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作者们认为如下数点是可以作为中国民族心灵的寄托与安顿的:
        (1)“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怀。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人对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与宇宙价值,均圆满呈现。人的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无待他求,当下即是”。
        概念的东西,包括我们预定的计划目标,用以联系人之抽象理想,用以衡量人之抽象标准、成见、习见等等,在我们求要与人有真实接触时,都应放下。唯由此放下,才有我与他人之间的直相照射、直相肯定,才有我与他人之间的真实了解。此等放下智慧,印度名之曰空之智慧、解脱之智慧,中国道家称之为虚之智慧、无之智慧,中国儒家称之为“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以此智慧去看生命中一切经验事物、理想事物,均是透明无碍。此等智慧要使百万富翁觉其身无长物,使大政治家觉“尧舜事业何异浮云过太虚”,使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之口如“挂在壁上”,使大传教师自觉“无一法与人”,使一切外交家自觉只是临时的宾客。此种放下的智慧弥漫于印度之宗教与哲学,亦浸染于中国儒道禅宗人物思想与风度、中国之文学与艺术中。
        (2)圆而神的智慧。“圆而神”取自《易经》,与“方以智”相对照。此种智慧之运用,最初是不执着于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观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者规定。但此种受一特殊之规定的普遍者,为人自觉后又成一普遍者,再须不执,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于是人之心灵得再进一步,使其对普遍者之执才起即化,而只有一与物宛转之活泼周遍智慧的流行,因此中对普遍者之执才起即化,恰如一直线才向一方伸展,随即运转而成圆,以绕具体事物之中心旋转。这种圆而神的智慧,或庄子所谓“神解”、“神遇”,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之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乃是伸,即无所滞碍。人若只以普遍的抽象概念原理观物,则必有所合有所不合,有不合处便有滞碍,有滞碍则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唯于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执即化,而有与物宛转之圆的智慧,心之精神方能无所不伸,方能神。
        此种圆而神的智慧,是中国文化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们在中国之文学与艺术,在《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禅宗语录、宋明语录及中国先儒之论学书信中,随处可以发现此种智慧的流行。唯沉潜涵泳于其中,方能对其有深切的体会与了解。
        (3)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中国所谓仁人“事亲如事天”、“使民如承大祭”即是此之谓。它表明人对人的最高感情不只是热情与爱,人之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皆可透入于人对人的热情与爱之中。要根除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必须让爱真正与敬同行,觉着对人之爱是源于上帝,其源泉是无尽的上帝之爱,对他人之敬亦同样是无尽之敬。中国的儒者做到了这一点。“事亲如事天”不容许一个回头自念,自己是信上帝的、知道上帝之爱的,而对方却不是。若作如此想,则必觉对方低我一级,而我对人之敬,则必有所不足。对人若须有真实之敬,必须对人有直接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视“人之自身为一目的”的敬。能有此敬,则对人之爱皆通过礼表现出来,爱中之热情皆向内收敛,而成温恭温润之德,而对人最深的爱,则化为仁者的恻怛之情。
        此种恻怛之情,可通于佛家之悲悯。恻怛悲悯不同于一般的爱,在一般的爱中,只有自己生命精神之感情,视人如己地向人流注,时或夹杂“对人加以占有之念”之泥沙并下。而恻怛悲悯,则是自己真实存在的生命精神与他人生命精神间忐忑的共感或共同的内在振动。此中人对人有真正的同情,亦有情流向人流注,但这情流一面向外流注,一面又为自己所吞咽,回到自己、感动自己,如是则能将情流中夹杂的泥沙,清洗干净。一般的爱要真正化为恻怛与悲悯,中间有非常微妙的道理,中国文化恰好说明了这些道理。
        (4)求“久”的智慧。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原于中国人自觉地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它不只是要求人把力气向外表现而耗竭净尽,更要求人把气力向内收敛,以识取并培养生命气力的生生之原。依求“久”的智慧,中国人在一切文化生活上,皆求处处有余不尽,以积蓄人之生命力量,使之不致耗竭过度,而违反人之自然的求尽量表现一切的路道。此种智慧在使人生活中一切向外表现之事,不只是顺着自然的路道走,而是随时有逆反自然之事,以归至宇宙生活之原,再来成就此自然。这正是中国历史文化所以能长久存在的根源。它不只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理论,而是渗透到了中国文学、艺术、礼仪的各方面。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天命靡常”的告诫即是求民族文化之“久”的思想,周代竟为中国朝代中之最久者,不能说没有周公之反省告诫之功。“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在儒家之《易传》、《中庸》中有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说,《老子》中有人要法“天长地久”及“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观念。求“久”先是中国古人自觉的思想的事,而后汉唐宋等朝各能久至数百年,皆由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有各种如何求“久”的努力。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长久,实是由于中国人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散布于古代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历史家所述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久与不久之原理中,其内容异常复杂而丰富。
        (5)天下一家之情怀。中国人自来喜言天下与天下一家,为养成此情怀,儒、道、墨、佛诸家,皆有所贡献。墨家要人兼爱,道家要人与人相忘,佛家要人以慈悲心爱一切有情,儒家则要人本其仁心之普泛性而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本其仁心以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本其仁心以相信“东西南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之圣人心同理同”。儒家讲仁,与基督教讲爱有相通处,但欲养成天下一家之情怀,与其依赖基督教思想,不如更多地依赖儒家思想。
        照儒家的思想,只要是人,因有能成圣而与天地合德之性。儒家并无教会之组织,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因为人皆可成圣,皆可与孔子同。这样儒家之教,便不与一切人之宗教成为敌对。儒家有天地之观念,而无地狱之思想,故无地狱以容异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乃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人类欲成天下一家之情怀,实值得好好学习儒家之精神,以为未来世界天下一家之准则。
        “当代新儒家”们所找到的这些观念,乃是儒学躲避西方文化冲撞的最后避难所,不管这些观念是真属于儒学,还是经过他们改造、转换的,也不管这些观念是否真的可排置我们心灵的寄托与安顿,这些思想家对儒学的忠诚与敬爱无论如何是可钦佩的。他们在中国文化全面退却、儒学即将“死去”的危难时刻,在中华民族之树花果飘零、随风吹散之时,奋起为中国文化辩解,为儒学抗争,表现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儒学有可能与西方文化作第三次的较量。
        但是很明显,他们手中的儒学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学。本来意义上的儒学早已被“打倒”,无力再重新站起来。“当代新儒家”们把这垂死的儒学抬起来,送到医院,用西医的方法给他换上了新鲜活泼的血液,让它套上西装,穿上皮鞋,俨然精力充沛地重新走上前台。这被转换过的儒学,身上已不再流着孔孟程朱的血,只是外表看上去还有点像孔孟程朱。“当代新儒家”们就是拥着这被换血的儒学去与西方文化对阵的。